沈逸：我觉得您的观点非常有意思。如果回顾三四十年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其实面临过非常类似的情况。

当时中国本土汽车工业还比较薄弱，我们需要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来推动制造业现代化。因此，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政府有时希望保护本土产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始终认为消费者应该享受到更好的产品。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产业发展、市场竞争以及消费者利益之间找到平衡。

当时中国也正在推进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我们积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并逐步进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最终，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接受了国际贸易和市场竞争的相关规则。

这一过程并不轻松。期间存在各种担忧、争论和压力。但我们学到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与其抵制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市场竞争，不如主动拥抱这些变化。与此同时，政府应当通过合理政策协调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

就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入欧洲市场而言，中国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多层次的合作方案。我们并没有坚持单一模式。欧洲企业拥有很多选择。

例如，中欧企业完全可以建立合资企业。中国企业普遍愿意进行技术共享，参与本地化生产，并帮助欧洲建立产业能力。这包括工人培训、技术转移以及本地供应链建设。这样既能创造就业，也有助于欧洲发展自身新能源汽车产业。

比利时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普雷沃访华第三天行程：参观吉利汽车位于宁波的研发中心（该集团拥有沃尔沃汽车比利时根特工厂）。

当然，我们更希望看到合作。我们愿意讨论价格协调、产业合作以及市场准入等问题。目标是在不对欧洲本土产业造成过度冲击的前提下，让消费者能够享受到竞争和创新带来的好处。但问题在于，欧盟似乎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政治意愿来推动这种务实合作。这也是许多中国人感到遗憾的地方。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坚持通过多种渠道推进合作。我们既可以与欧盟整体开展合作，同时也可以通过双边项目加强与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但从长远来看，我们仍然希望欧盟整体能够对中欧关系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欧盟制定的许多规则和指导原则都会影响整个欧洲市场环境。因此，如果欧盟能够采取更加建设性的立场，将极大促进新能源汽车以及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合作。

翁德热伊·多斯塔尔：我完全同意。正如我刚才所说，欧洲确实还有很多功课要做。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看到许多世界领导人访问北京，但卡娅·卡拉斯却几乎没有出现在这样的外交场合。

我认为这体现出外交上的问题。遗憾的是，一些欧洲领导人过于聚焦乌克兰问题，以至于他们习惯于用同一个标准衡量所有国际关系。他们首先会问：“你是否支持我们对俄罗斯的立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对话往往很快就结束了。这不是成熟外交应有的方式。让单一议题主导并扭曲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一种错误。

不过，即便存在这些困难，我依然相信经济合作最终会继续发展。因为贸易带来的利益实在太大了。创新、投资和产业合作创造的价值也无法被忽视。最终，经济规律会发挥作用。

沈逸：听到您这样说令人鼓舞。从历史上看，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如今中国外交更加灵活和务实，这使我们能够与不同国家开展不同层次的合作。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所有目标，但完全可以从一个三到五年的规划开始。

翁德热伊·多斯塔尔：在我的办公室里，首席顾问就拥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复旦大学的双学位。这样的背景使他能够理解不同文化和不同制度下的思维方式，并参与国际事务讨论。未来我们既需要懂政治的人，也需要懂技术的人。他们必须理解贸易、监管以及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而这些人才将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

我最近在欧洲议会与杰弗里·萨克斯交流。他建议欧洲应将全球门户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这样，双方可以合作，而不是不必要地竞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有助于强化全球发展和贸易合作。

不过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如果欧洲在大型贸易区与中国合作，美国可能会被边缘化。贸易可能更多使用人民币而非美元。您认为这是现实可能，还是仅是理论上的假设？

沈逸：实际上我们有不同的选择。一种选择是建立排他性体系，将美国排除在外，但这并非中国的政策。中国更倾向于包容性体系，与所有国家开展合作。

关于人民币与美元的问题，中国从未有意取代美元。所有结果都取决于美国如何应对。如果美国采取公平、合作的态度，我们可以保持平衡和包容。否则，市场力量可能会边缘化美国——但这是由美国政策造成的，而非中国的意图。

欧盟正处于十字路口。第一种选择：采取务实、平衡的政策，同时与中国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发挥桥梁作用。第二种选择：坚持过时的冷战思维，忽视现实地缘政治。第一种选择将让欧盟从双方获益。第二种可能导致经济损失、产业外迁以及地缘政治脆弱。

时间窗口正在关闭，欧盟需要调整战略，对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采取更加务实的政策。

翁德热伊·多斯塔尔：我担心欧洲官僚体系落后于现实几年。他们仍在与美国“打旧仗”，但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已经改变了立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世界格局，否则欧洲产业可能会落后。不仅是汽车，还有医疗技术等创新产品。如果能进入亚洲市场，将非常有潜力。

沈逸：没错，我同意。会议结束后，我们可以保持沟通，明年先推动第一步：派遣中国学者、教授或学生到捷克访问。

翁德热伊·多斯塔尔：太棒了。无论何时您来布鲁塞尔或斯特拉斯堡，我们都会在办公室恭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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