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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关于某家企业的另一个通知。它通知这家企业的APP下架，下架的原因是隐私保护。根据举报，经检测核实，这个APP存在对于用户信息的过量收集的行为。经过查证，发现举报内容基本属实，并责令下架整改。

网信办连续两天对于这家企业的调查和审查，其中存在两条线。首先，在网络安全审查方面，关注的焦点在于数据是否存在出境的行为，以及这种出境的行为是否对于国家安全构成潜在风险，因此需要对其进行评估。而7月4日的通报则是关于隐私保护。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治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的治理如何趋向于精细化？从最宏观的角度上来看，它涉及三种不同利益、三个主体之间的均衡。第一是国家安全，考虑的是数据在跨境流动时，是否存在风险。第二是个人隐私保护。第三则是企业正当的商业利益。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何运用信息技术的发展，把握信息技术革命的契机，去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它需要在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个人隐私保障的三者利益之间达成一个均衡的选项。放眼全球，从治理偏好来看，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选择。如同经济学中的科斯产权理论有涉及对于原始产权的界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治理也需要从主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设定一个治理的切入点。

其中就有三种代表性的类型，第一类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其标杆是个人隐私至上。欧盟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优先考虑对个体权利的绝对性保护。它认为当和个人隐私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其他利益都要靠边。当然，欧盟出台这样一套以GDPR为代表的治理体系，与欧盟数字经济和信息产业发展的现状是密切相关的。我朋友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时，调侃戏称，欧盟的GDPR是打别人家的孩子，自己不心疼。

欧盟自身并没有特别大的信息化企业，所以这些条例约束的是像美国的Google、 Facebook、Twitter这样的超级平台和跨国企业。这些企业为此而增加的运营成本、治理合规成本，都是它们自身的问题，和欧盟不相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欧盟通过确立一套高度关注个人隐私保障的治理体系，能限制以美国为代表的跨国超级平台和媒体企业无节制地扩张，从而保护欧洲的数字产业的发展。所以欧盟选择强调个人隐私的绝对保障。

第二类是美国。美国追求的是霸权式的自由秩序，优先保障两个主体的利益，而它们在很多时候是保持高度一致的。一是美国政府的利益，在网络空间确立一个美国处于至高位置的霸权性的秩序。

它讲“自由”，但跟美国政府联系在一起的“自由”是有方向性的。比如说，当全世界各地的数据可以自由地被美国公司所获取，在有需要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接触到这些数据并利用于情报工作和商业应用，而无视这些数据的具体存储的地理位置。

举个经典的案例，美国政府通过美国法院，向以微软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发传票，要求它提供相关的数据，而不管数据存储在地球上的哪个位置。它可以把在爱尔兰的服务器数据拿过来，这实际构成了一种“长臂管辖”。

第二个利益是确保美国企业在全球范围以最低的成本运营，且能够“自由地”去汲取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数据资源，实现数据从其他国家向美国企业转移。像美国和其核心盟友间的单向性数据流动，就会被定义为“自由秩序下的数据流动”。

然而，当其他国家的企业，试图通过正常的商业规则，去获得存储在美国本土的数据时，比如中国企业曾尝试收购一家美国的同性交友软件，美国会以“投资有损美国公民安全”，“有损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对收购进行阻断，通过国外投资安全审查委员会下达各种禁令，对收购商业活动进行干扰进行审查，以确保美国获得一种单向度的、非对称的霸权秩序。

相比较这两者而言，中国在网络空间治理上，通过连续两天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尝试一种均衡的治理。2016年4月19日，总书记在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提到的第一条：

推动我国网信事业发展，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

相关的信息和数据在网络空间内，应当以一种有序的方式进行流动。中国确实关注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利益，但这种利益并不要求绝对的数据本地化存储，而是根据业务需求进行精细化的管理，使得数据有序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