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搞社团不是特别复杂，主要就是讲座：中美关系讲座、美国研究中心讲座等。第一次主持的是倪世雄教授的讲座，介绍主讲人的时候，我的腿在发抖，嗯，没错，那种无法控制的发抖，因为第一次在3108主持讲座。那个时候讲座很季节性的，从1995年到2000年，每年5月都是讲座高潮，无他，那是美国国会批准要不要给中国贸易最惠国（MFN）待遇的关键时间；当然，如果台湾岛内蹿出个有病的“台独”分子，比如李登辉那种，那么那年的讲座就会特别多；更加顺理成章的事情是，如果遇到了某些突发事件，比如，58炸馆事件，那么讲座就会更多一些。

2005年我博士毕业了，非常幸运的，留校工作了。然后就是从学生转型到青教，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2005年到2013年是我的冷板凳时期，当时想着要出版我的博士论文，好去评副教授，但是因为懒病、拖延症，以及缺乏一个符合我学术审美的典型案例，我始终认为那本《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是不完美的，不能收尾。于是就这么拖着，到了2013年，名为斯诺登的人横空出世，为全世界带来了“棱镜”，也为我的博士论文贡献了一个完美的收尾案例，于是在2013年我出了自己的专著，因为对棱镜的报告第一次拿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并收获了自己的副教授职称。

无论是国际关系的研究也好，还是我从事的网络安全研究也罢，都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当中国主要是国际体系的一个成员时，国际关系的研究，服从和服务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认识和理解国际标准等方面；而当中国转变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的主要成员，甚至是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行为如何塑造国际社会，中国如何通过改变世界来发展自己，而非继续改变自己来适应世界。当前，正好处于这个过渡的过程当中，不仅美国不适应，世界没想到，就是中国自己，很多人，也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或者不愿做好相应的准备。

记得很清楚，2015年在我准备婚礼的时候，接到通知，到中央网信办挂职，去了之后知道主要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中美首脑峰会提供战略研判，我太太非常大度地同意把婚期推迟了两个月，然后和我父母很辛苦的把装修的事情扛起来了。就在此次挂职中，我看到了美国对于中国的警惕和防范，体验到了霸权国对挑战者的刁难，这种刁难甚至到了极其可笑的地步：他会进行莫名的搜查、盘问和骚扰。从那时至今，我因此得以两度面对FBI便装职员的“交谈”，无论是免费的咖啡，还是免费的午饭，又或者是免费的取消了我去美国的十年签证。说实话，挺感慨的，当初90年代刚上学时还需要某种仰视的超级大国，生生就在20-30年间，被崛起的中国给逼出了街头痞子的原型，再过20-30年，或许这些也会成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另一个视角看，这种经历，也是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一种特殊的承认方式；对中国而言，顶住压力，沿着正确的方向坚定的前行，是唯一的选择。而为此做出相应的贡献，尤其是研究者为此提供各种意义上的支撑和支持，同样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伟大光荣的使命。

中国的成长，是全方位的成长。从2014年开始，我参加了历次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会上见证了中国提出并倡导网络空间治理新方案的艰辛历程，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刁难，猜忌，以及各种非议，中国坚持用网络空间治理造福世界人民的理念，用中国自身的实际经历，用中国数字经济起飞的事实，慢慢的让世界认同中国的发展理念；当库克和他男友在乌镇早晨薄雾笼罩的街道里散步时，兴奋的志愿者拉着他们一起合影，目击这样的画面，则又让人对中国倡导的互联网治理的新理念新秩序所蕴含的生命力，有了更加切实的信心。

2018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

2016年4月19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作为十名发言代表之一，同时也是唯一一名来自高校的代表，我有幸参加了习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就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进行了专题汇报。无论是事前的准备，带着忐忑和紧张的汇报，亦或者是事后带着与总书记握过的手的兴奋，都是难以言表，无法忘怀的。千言万语最终汇成的是吴曼青院士当时的那句总结，就是中国网信事业的春天来临了。

能够身处这个伟大的时代，出生在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国家，并为这个国家的崛起，以及为这个时代的变化，做出自己小小的贡献，能够身临其境的参与其中，不断努力，共同参与和见证这个国家为个人，为国人，为世界带来的发展的奇迹，是一种难以重复的幸运和机遇，把握这样的机遇，书写自己的人生，与国家一起前进，这应该是最幸福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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