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2018年，改革开放已经启动40年了。40年弹指一挥间，差不多伴随改革开放同时出生的小朋友，悄然间由穿着开裆裤，迈过了人生不惑的门槛；而我们的祖国，也在这40年间，延续着1921年开始的传奇，走过了波澜壮阔的40年。作为同路人，一路同行，不仅感受着中国的崛起，而且还能以有限的力量进行小小的参与，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40年，中国以超乎想象的速度从边缘成为了世界舞台的核心区，每个人的生活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1976年出生的小孩子，我的童年记忆是非常模糊的，隐约记得，最常见的娱乐是男孩子聚在一起“刮香烟牌子”、“斗田鸡”，以及拿着后来慢慢流行起来的带着声光效果的道具枪，在院子里疯上一场。

时至今日仍有小朋友在玩的“斗田鸡”游戏/图片来源：网络

最早家里的小房子是9个平方的，快到升初中的时候换了45个平方的房子，但那个房子是用煤球炉子的，初中二年级时的“远征”是用小推车走2-3公里去煤饼店买150斤的煤饼，一次推回来，在楼下晒干，然后用铅桶分个几十次的提上五楼；没记错的话后来生煤炉的技能应该是加到大师级的，从最初被呛得像误入地道的日本鬼子，到最后熟练的用一个煤饼封一个晚上的炉子，第二天不灭还能用来做饭。

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比较单纯，就是广播和电视。有时小伙伴家里会神神叨叨的炫耀一下，“广播有短波”，于是大家就很好奇去听混在杂音里的声音。绝大多数时候，是大家极其有仪式感的在弄堂里以弄堂为单位，看电视，电视从黑白的到彩色，九寸开始起跳。新闻联播，参考消息，《舰船知识》为代表的三大知识，成为当时最主要的获取全球信息的渠道和手段。

工资收入自然是有限的，记得父母很长一段时间月收入都是36元。有一次，小学或者初一的某一日，父亲买了鸡蛋，让我提着塑料袋坐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杠上，一起回家，我很开心，在横杠上就进入了“钓鱼瞌睡”模式，隐约觉得腿上凉凉的，没在意，结果就是乐极生悲，到家了被老父亲结结实实教训了一顿——点头瞌睡中，塑料袋没提好，鸡蛋碎了。很长时间无法理解老头子为啥那么暴怒，不就是几个鸡蛋么？但相信多数人成长起来都会知道，这或许就是当时中国人生活最现实的写照。毕竟那是个万元户能上中央电视台的年代啊！

现在从事的国际关系研究，源于高考填志愿时班主任的“建议”：你们家孩子历史和政治挺不错的，先填个经济学专业，就业好；然后再填个国际政治，当第二志愿，反正复旦挺好的。我的班主任，教物理的曾老师就这么认真而热切的说服了我父母，从此开始了我在复旦的生涯。高三阶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得当时的校长主持了我的入党仪式，就在高考那年最后一次家长会的那一天，那是1995年的6月。

入了复旦之后，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在高中阶段被计算机老师藏着掖着的电脑开始变得更加容易获得了。从二年级开始，我就在学院的机房里打工，然后为了维护18台286无盘工作站➕一台486服务器构成的总线局域网，开始尝试系统的接触和学习电脑相关的内容；需求驱动总是有效的：为了更好的工作，需要解决帮助高年级学长排版的问题，我学会了怎么用word6.0；为了给学生自己的报纸排版，我学会了用金山的wps排A3幅面的报纸，第一次排版因为打印控制符没弄好，折腾了10个小时；为了配置电脑可以有足够的常规内存跑……跑游戏好吧……，我就拿着手抄的config.sys和autoexec.bat文件去游戏机房调设置，并开启了去考计算机中级的道路。因为这些事情，慢慢的，等到2003年我要选择博士论文方向的时候，我的导师，不怒自威且令人尊敬的朱明权教授，一边用着我刚给他清理过内存的电脑，一边认真的建议我，你去研究信息安全吧。嗯，历史又翻过了一页。

说说国际关系这门学科吧，现在人们都知道，大国是制定规则的，小国是遵守规则的。换言之，国际关系在很多时候，往往就是某个大国在某个事情的行为的某种理论性的提炼。大概明白意思就好，这绝对是不科学，不理论的。本科入学之后，我还是很好学的，于是很快就开始混学生社团，尹凡，就是后来往财经记者方向转型的那个尹凡是我学长；他通过了某种形式的公开考试之后，就把国际问题研究会这个社团交给我去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