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越投资的主要考量是内外部形势变化下的被动产业转移。我们曾发现，2015至2017年，美国仅在服装、鞋类、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对中国的依赖减少，但2017至2019年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占比全线下降，份额被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抢占，与上述中资企业投资越南的步调变化一致。这表明，2017年前企业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工、土地等要素成本升高而迁往越南，2017年之后则是为了规避中美贸易战下的高额关税而迁往越南。

再次，对越非制造业投资集中在电力领域，基建反而成为短板。在AEI统计到的269亿美元中国对越南投资中，能源占175亿（65%），而能源投资几乎全是发电项目。越南电力短缺，越南工业贸易部指出，该国2021年将面临66亿千瓦时的电力缺口，往后还将继续扩大，这也是中资企业纷纷投资越南电厂的原因。而在公路等其他基建领域，尽管中国企业兴趣浓厚，但越南政府在涉华经贸上举止谨慎，且中企在越延期、超支和施工质量问题严重，往往使越方望而却步。2019年越南交通部取消南北高速8个标段的国际招标，转而以更低的门槛邀请越南本国企业投标，对中资企业的不信任被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

三、结论与建议：中国如何把握越南机遇？

综上，日、韩、欧、中赴越南投资存在不同的考量和策略。日本对越投资由国家主导，意在拓展经贸外交，以基建和产业园带动企业入驻，开发当地市场和谋求产业链布局并举。韩国对越投资是大企业主导，旨在利用越南当地的要素优势，建立电子行业的大型离岸生产基地，辐射全球市场。欧盟对越投资与双方的自贸协定密切相关，隐含欧盟重塑产业链、分散风险的政治考虑。中国对越投资则主要反映外部环境压力下中小企业自发的生产外迁。

进入越南的大量外资将在合作与竞争中共存。一方面，考虑到越南本土产业链链条越来密集、覆盖行业越来越丰富，各国的优势产业链可能汇集在越南，形成集群，越南的三星产业链即是例证。另一方面，不同国家的外交经贸目标和不同企业的经营发展目标聚集在越南区区3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势必将引发竞争冲突。基建方面，日本和中国已在东南亚的多个建设项目中成为竞标对手。制造业方面，不同国家的同行企业可能争夺同一块厂房，或谋求建立排他性的产业链。激烈竞争或导致越南制造业成本加速上升，而越南政府的投资审批也将更加挑剔，对项目的行业、效益和环境影响提出更高要求。

在笔者看来，把握越南的投资机遇，可从以下三点入手：

第一，把握越南的低关税优势，发展针对欧美的出口导向型投资。早在贸易战爆发之前，美国和欧盟便已是越南的头两大出口目的地，而中美贸易战和欧越投资协定签署，更是分别使越南对美、欧出口的关税优势显著扩大。但应当注意到，越南对中国和东盟其他国家的出口则没有显著的关税优势。考虑到越南最低工资2015至2019年平均增长8.8%，一线城市（河内、胡志明市）薪资增速更高，纯粹发展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效益已经减弱，企业应当审慎决策，避免盲目跟风投资越南，对于销往非欧盟地区的商品，可将生产留在国内或迁往柬埔寨、菲律宾等国。

第二，中国与越南现有产业链互补性强，企业对越投资应注重产业链完整性和数字优势。首先，越南制造业集中在纺织、电子、机械等领域的下游加工或装配，但中上游短板明显，依赖进口。中国制造业优势在于行业门类齐全，产业配套经验丰富，性价比高。面对在越南加强本地化生产的压力，中资企业不妨顺势而为，利用产业链配套的丰富经验，围绕大企业投资布局。其次，越南数字经济潜力巨大，但本国供给能力不足，而中资企业竞争力不断提高，特别是在AI、数字化等领域已经领先欧、日、韩，中企可考虑与越南企业合资开发当地数字市场，发掘数字消费、金融科技和产业数字化机遇。

第三，签署更高规格的双边自贸及投资协定，降低投资布局越南的风险，并为赴越投资企业提供便利服务。一方面，日本、欧盟与越南单独签署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韩国与越南签署自贸协定，这不仅降低了相关企业在越南投资的风险，也有助于争取到更多优惠。相比之下，中国与越南尚缺乏高规格的双边贸易投资协定，双方主要在2010年启动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开展经贸往来。另一方面，可以学习外国经验，为广大中资企业投资越南创造便利。如日本在越南的产业园不仅能享受税收优惠，提供水电等基本服务，还聘用专业人才，为入驻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工作许可办理、行政管理、报关和租赁介绍等服务，为缺乏海外经验的企业的投资、运营、营销提供巨大便利。针对越南开放力度大、但营商环境尚不成熟这一特点，政府层面可为赴越发展的企业提供更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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