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邵善波】

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日子。在香港疫情仍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连两日访问香港，并在第六届香港特区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

香港的不少组织，尤其是特区政府，都开展了学习研讨活动，参与者分享了很多体会，对凝聚全社会关于香港前景的共识有很好的作用，对新一届政府的施政也明确了方向及重点。我想谈谈在香港实施“良政善治”需要面对及解决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习主席在讲话中，对新政府提出了四个希望。其中第一个就是要求新政府“着力提高治理水平。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强治理效能” 。很明显，无法有效解决香港治理的这些问题，就很难回应习主席提出的四个重要工作：“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共同维护和谐稳定”，以及习主席特别提到的要“关心关爱青年人”。

习主席同时指出，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是香港的当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责任人。要改善香港的治理水平、体系、能力和效能，关键是政府的领导人及主要官员。我们看到的是新班子上任不到一个月，已积极展开处理香港当前及一些长远的问题。从行政长官李家超及主要官员的表现中可以看到这一届政府在“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口号下所展现出的新作风及新气象。

“良政善治”的首要条件是“人”。新一届政府的班子基本上已形成，余下的尚有些副局长、政治助理及一些辅助人员的安排没有定。新班子是否“德才兼备” 、“爱国爱港立场坚定”、 “能力突出”、 “热心服务公众” ，相信不久就会看到结果。在此，我提出几个我们要处理的深层次矛盾，每项都与习主席提出的“希望”相关。

港英时代遗留的公务员制度急需大幅整改

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出，“要加强政府管理，改进政府作风，树立敢于担当、善作善成新风尚，展现良政善治新气象”。新一届政府上任前承接了前任政府的政府架构改组计划，增加了两个政策局，调整了政策局之间的分工，使其更能反映现代社会的需要。还增加了副司长一职，强化了政府上层的领导及统筹能力，这些都是一个很好很有必要的开始。

但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承接了港英时期的体制，保持了原有体制的优良部分，但也留下了不少陋习，以及很多与时代脱节的架构及制度。

香港特区政治委任官员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 图自人民日报客户端

2002年第二届政府时，行政长官董建华引入的主要官员问责制，虽然解决了部分问题，但也制造了一些新问题。持续深入检视香港特区政府的体制及运作是提高香港特区的治理水平、能力及效能的一个必要工作。其中公务员制度的改进，是这项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回归以来为了稳定公务员，港英时期遗留下来的公务员制度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而港英时期的香港公务员制度，没有像新加坡等英联邦国家那样不断与时俱进，反而走得越来越远，早已变成“老古董” ，其中问题最严重的要数公务员的编制、招聘规则和纪律处理的制度。在2019年“黑暴”事件中，公务员制度内的缺失及漏洞便暴露无遗。为了配合社会的不断发展，强化公务员的施政能力，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务员制度急需大幅度调整及改革。

“市场经济”不是不作为的借口

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出，“要转变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这点了中香港治理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香港社会的中上层及政府内的高层管治团队，长期迷信所谓“市场经济” ，深信港英时期遗留下来的“积极不干预” 及“小政府大市场”原则。

这种治理社会的态度完全与现代的经济运作及社会活动脱节，结果造成香港的经济产业发展长期过分单一、新行业难以出头等问题。这种扭曲的思维也导致了高地价高房价、极端的贫富悬殊、青年缺乏出路等一系列问题。

社会及政府高层如何重新认识清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香港进一步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一个深层次的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务实的根本问题。

2020年香港法律界年度大会 图自港媒

香港回归，更要回归国家治理体系

香港回归以来出现的不少争议，包括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国民教育及国家认同、人大释法及决议、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央全面管治权的落实，都与习主席讲话中提到的“香港回归祖国，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这一因素有关。习主席在2017年的讲话中已提出这种观点，但并没有在香港社会引起太大关注。

可以说，“一国两制”20多年来在香港实践的经验，绝大多数的问题及困难都出现在国家治理体系行使其责任与时权力时，在香港特区政府内外出现的矛盾及争议。一个比较清楚和极端的例子，就是回归后不久，香港的终审法院在一个判词中竟然声称，“香港的终审法院如认为全国人大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或决议是违反《基本法》的话，有权否决权人大的决定”。这一立场虽然后来被更正，但足以反映当时香港特区政府内外的一些高层人士，对回归后香港在《宪法》及《基本法》框架内的自身权力及职能存在严重误解。

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不少香港人，特别是一些法律界专业人士，长期认为《宪法》在香港并不生效，《基本法》就是香港的唯一及最高的宪制性文件。即使到了今天，《宪法》如何在香港发生效力仍然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