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赶不走的焦虑

积累巨额财富的同时，中国的财富精英们也积累了赶不走的焦虑。其原因在于中国的财富精英们在社会体制中的位置和西方有根本不同。

在西方，金钱和政治融为一体，有钱即可培养自己的代言人，影响、渗透和控制政治。在美国，你可以用钱收买媒体和智库，操纵政策和选举。在澳大利亚，默多克甚至可以警告总理，要把他换掉！

在中国，中共作为政治力量的代表，对全体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政治力量永远在金钱力量之上。这就注定了财富精英们再有钱，也永远处于患得患失的焦虑中。

中国财富精英不能像西方有钱人一样参与政治，他们中的一些人便把最终的财富数字当成终极目标。这个数字只能增不能减，一旦有任何减少，更加让他们忧心忡忡！

一些财富精英们也许清楚自身已经获得了社会中的超比例财富，但出于对保护财富的渴望，或家族百年传承的理想，守着自己半辈子的积累，也想避免更多的二元分配。一些富人正成为自己过去成功的受害者。其财富积累速度之快，数量之大，让他们对任何可能影响财富积累的变动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财富精英们从杯弓能看到蛇影。尽管党中央和领导层一再强调“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篇无名小辈的“私营经济应逐渐离场”能引起众多民营企业家的震惊。直到国家动用最高舆论公器人民日报，批判“奇谈怪论”，并重申“民营经济只会壮大，不会离场”，有些人还是心有余悸，半信半疑。相对比，不少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常发表“国有企业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言论，也没看到引起什么轩然大波。

那些别有用心的恐慌贩子，完美地利用了部分财富精英们的这种焦虑。恐慌贩子出于自身的经济或政治目的，把社会上的只言片语，包装成对国家方向的某种暗示。他们满口的家国情怀，却一心在挑动国家和民营经济之间的对立。

四、回家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压缩式发展，用很多国外观察家的话，我们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在巨大的总体社会财富之下，我们有巨大的社会不平等。

很多人在纪念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同时，却很少提起邓公谈到改革开放时说过的话：“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

中国的经济奇迹是政府和民营经济携手合作的结果。政府提供外部条件和政策支持，民营经济回报以增长和活力，双方的共同承诺是全民的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基于中国国情的结合体。它包含着用市场经济来激发个体的能动，推动经济建设；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推进共同富裕，最后达到社会公正。

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定程度的财富再分配是合理的，也是公正的。中国没有房产税，没有遗产税，世界罕见。当然在再分配的过程中，我们要避免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应该加税于财富创造的结果，而尽可能保护财富创造的过程。

有能被绝对保护的财产吗？没有！只要你属于一块土地，就受那块土地上的人民的制约。在美国，只需超过半数的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投票支持，再加总统的签署，就能够通过任何的加税的方案。理论上只要有超过半数的民意，加任何的税都有政治上的合法性。

只有当所有的人民都变成有产阶级，当保护财产成为每个人的需求，富人的财富才真有安全。

一些财富精英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最大受益者，却对他们所获财富的赋能者和保护者—政府，充满抱怨和不满，这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财富悖论。

“聪明”而焦虑的财富精英，也许能够保护其财产的唯一方法，是让财富不属于任何一个土地和国家。哪个国家税务低或者免税便把财富移到那个国家，那才是永远的真正的流浪。

回家吧！回到我们的同胞身边，回到那些为我们财富付出牺牲的人民身边，这里是我们的家，永远没有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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