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井守的“二二六”

1993年8月，知名动画导演押井守的《机动警察 The Movie II》正式上映，这是《机动警察》系列动漫作品的最新一作电影版作品。当年的观众们原本以为这会是一部以机器人大战为主题的动作电影，结果在电影院遭遇了一部二十多年来政治意味最浓重的动画电影。对照近年来日本政治之微妙，此片所隐含意义显得更为突出和值得探究。

影片初时，一支自卫队小队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在东南亚某国执行维和行动。但是在行动过程中遭遇了一支敌意武装部队的袭击。碍于自卫队的“自卫原则”，现场指挥官拓植行人禁止部下向对方开火反击，坚持要等到加拿大的支援部队赶到再做应对。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下，整支自卫队小队几乎遭到了全歼。万般无奈之下，拓植行人最后只得开火，但其座机还是遭到了被击毁的厄运。

对“自卫原则”的认同是战后日本政治与和平宪法最根本的基础之一。然而，在当代日本人眼中，所谓“自卫”的界定也是最难以确定和掌握的。在川口开治的《沉默的舰队》中也有着与之类似的桥段，书中描写的是美国舰队怀疑日本海上自卫队暗中策划与援助叛乱的核潜艇“大和”，于是对日本自卫队发动了攻击。日舰队指挥官随之也陷入了自卫原则的困惑中，只能充满矛盾地命令各舰不得攻击美舰，结果导致重大伤亡。

在这两部作品中，自卫原则都似乎变成了一种“紧箍咒”般的约束，不合时宜地套在日本人身上，以至于不得不束手待毙。而这也是如今日本要求废除宪法第九条最直接的原因。这种努力的目标不言自明，便是让日本成为一个能够名正言顺使用武装力量的国家，所谓“国家正常化”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此而言的。

电影之后的故事突然从一片狼藉的战场转到了几年后的东京。东京湾的一座大桥由于不明爆炸而被摧毁，随后又接连发生了多起涉及自卫队的突发事件，一系列的混乱把东京的局势搅得一团糟，各方谣言四起。一切的幕后主使很有可能就是几年前在东南亚某国执行维和任务后就一直失踪的拓植行人。最后，政府下令把自卫队调入东京首都圈驻守各个关键部门，负责应付可能发生的恶性事件。而作为东京都唯一拥有机器人的警察部队，特车二课也被卷入其中。两位队长后藤喜一和南云忍成为阻止军事政变成功的最后力量，整个故事由此展开。

乍听起来，影片中的故事似乎过于天马行空，但如果联系到日本近代以来“下克上”的政变传统，这些似乎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例如1970年11月作家三岛由纪夫号召自卫队以天皇的名义追随他所发动的“起义”。在失败后，他剖腹自杀。虽然整个事件以闹剧的形式开场与收场，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三岛由纪夫希望以虚幻的所谓“日本精神”来重建战后的日本。但是他或许也明白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日本精神”未必就是一种实体，这种精神可能就是虚构的。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美学观念，进而不惜为虚构之物献身。片中拓植行人策划近乎叛乱的行动，其实际动机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加以理解。而本片导演押井守所做的就是在这部动画电影中，以自己的形式去演绎新时代另一个版本“二二六事件”的故事。

押井守（1951-）[16]

享誉世界的动画导演宫崎骏曾如此评价此片，“这部电影恐怕不仅仅是关于日本自卫队的问题。应该也包括了对东京都的思考以及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 对此，押井守也并不讳言他的创作动机，即“有些政治上的看法，我觉得有必要尽快表达出来。”

而押井守究竟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作为一位少年时代积极投身各类左翼社会运动的问题学生，押井守显然对三岛由纪夫新右翼的思想并不认同。他既不想恢复战前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也对复兴所谓传统日本精神的理念存疑。诚然，押井守这部电影所触及的主题敏感而又复杂，即日本军事力量的地位问题、日本自我定位的困惑以及所谓“和平假相”。[17]

虽然，日本一直在尝试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但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反对的压力依然是极为巨大的。在片中，自卫队的尴尬很好地反映了这点，一方面努力想成为一种国际间的军事存在，但另一方面却受到一种心理和舆论上的巨大束缚。由此，押井守或许想展现出战后的日本社会是如何的脆弱与不稳定，任何愚蠢的盲动都会招来灾难性的后果。看似远离日常生活的军事主义，随时都可能以某种形式介入社会。

曾在野村证券从业多年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埃兹拉蒂十分尖锐地指出：日本在文化上有一种不确定性。这种鲜明的特征主要是源自日本人对于团体而非个人的强调，以及必须感到团体中每个成员都应该为一个更大更崇高的目标而努力。[18]若用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的话来讲就是“日本缺乏思想的坐标轴”。[19]对于战后的日本来说，三岛由纪夫所言“日本精神”的丧失，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战后的日本丧失一种能够使全民为之奋斗的目标。

其实这种状况对于日本来说并不陌生，在近代的历史上也曾遭遇过。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目标便是赶上西方。这在日俄战争后得到了实现。宏伟的夙愿得到了实现，日本的团体文化也就失去了方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世纪20年代，对于日本而言是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的转折时期，即是转向民主主义道路还是转向法西斯主义道路的关键时刻。那些自封为“爱国者”的下级军官们声称要让日本恢复“一种新的目标感”，他们在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中找到了他们所谓的方向感和目标。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兴，甚至赶上乃至超越了西方。同时跟前次一样，日本再次面临寻找新的共同目标的巨大压力。

在押井守的电影中，特车二课第二小队队长后藤喜一和陆军自卫队特别调查员荒川茂树的对话，很大程度上也反应出了当今日本两种思潮的分歧。这两种思潮各自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目标和方向。后藤并非没有反省战后发展的自觉，但他却不愿意更多涉及这种动摇现实生活的思考，因为这很有可能会导致一种对现状的全盘否定。如今日本右翼的民族主义者们反对宪法的一大理由便是：宪法是美国人强加给日本的，日本需要一部真正由自己制定的宪法。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对侵略历史的反省已成为使日本难以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的精神枷锁。恐怕这也就是荒川口中所谓“罪恶的和平”或右翼口中“和平的假象”的真意。于是，民族主义者们立足于此喊出了“日本的问题日本自己解决的口号！”

在这种逻辑之下，激进者希望通过一次“二二六”式的军事政变来传播他们的政治理念，也就不再是天方夜谭。或许这也是押井守所担忧的地方。

《机动警察 The Movie II》DVD版封面。陆上自卫队90式坦克与东京都政府大楼被置于一处，暗示了本片的主题与政治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