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赖特对此自然非常不满，曾直白地指责道：

“我们军情五处内部少数知情人对这个决定都感到震惊……我们军情五处从一开始就认定菲尔比有罪，现在终于有了我们需要的证据来逼迫他就范。菲尔比在军情六处的朋友们，尤其是埃利奥特，却一直坚称他是清白的。现在，当证据无可辩驳时，他们仍想在内部解决。选择埃利奥特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他是伊顿前校长的儿子，举止懒散，一副上流人士的做派。”

1963年1月10日，埃利奥特从伦敦赶到贝鲁特，与菲尔比当面谈话。埃利奥特告诉他的这位老朋友：现在有了新证据，要求菲尔比坦白自己的罪行。与之前10年矢口否认的态度截然不同，此时的菲尔比非常爽快地承认从20世纪30年代起自己确实曾向苏联方面提供情报。此外，菲尔比对埃利奥特突然造访并不意外，似乎早就知道他会来找自己。

菲尔比告诉埃利奥特：自己是在1934年被首任妻子招募的，而他之后又招募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不过，他为苏联的间谍服务止于1945年，因为当时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至于1951年他向伯吉斯、麦克莱恩透露消息，只不过是“出于对朋友的忠诚”，而不是一个仍然活跃的间谍为另一个间谍打掩护。听完菲尔比的供述，埃利奥特甚至流露出同情和理解的神情：

“你在1945年停止为他们（苏联人）工作，我对此非常确定……我可以理解在战争之前或期间为苏联工作的人。但是到了1945年，你这样聪明和有魄力的人必然看到关于斯大林可怕行为的所有传闻并不是传闻，而是事实……你决定与苏联一刀两断……因此，我可以向你保证，迪克·怀特也可以保证，你将免于咎责，你将被赦免，但前提是你自己坦白。我们需要你的合作、你的帮助。”

事实上，在埃利奥特这类英国统治阶级的精英看来，青年时代的左翼倾向乃至信奉共产主义就如同一种人人都会得的荨麻疹，甚至觉得人们正是青年时代得过这种荨麻疹，日后才会有免疫力。因此在面对菲尔比等人的过往历史时，他们会采取一种近乎视而不见或习以为常的态度。

只要他还是“我们的人”，那么就随时欢迎他回来。

2022年，根据菲尔比事件改编的电视剧《敌友难辨》（A Spy Among Friends）正式上线。著名演员戴米恩·路易斯（Damian Lewis）、盖·皮尔斯（Guy Pearce）分别饰演埃利奥特与菲尔比。该片改编自本·麦金泰尔（Ben Macintyre）的同名纪实作品。

埃利奥特与菲尔比前后交谈了四天。其间，为了验证菲尔比是否坦白，埃利奥特曾给菲尔比看了一张写有12个名字的名单，这些都是军情五处、军情六处认为有间谍嫌疑的人，要求菲尔比圈出他所知道的苏联间谍。其中，就有“剑桥五人组”的另两位：安东尼·布伦特、约翰·凯恩克罗斯。结果，菲尔比选了一个完全无关的名字。

此外，菲尔比此时的行动也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实质上的限制，埃利奥特似乎认为菲尔比身为一位上流社会的绅士不会轻举妄动，他们之间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理性交流。事后，彼得·赖特在听两人在贝鲁特的交谈录音时曾评论道：“他们就像是两个微醺的广播主持人，操着热情、典型的公学口音讨论着20世纪最重大的背叛行径。”

对菲尔比而言，选择无非是两个：要么相信老友的话，回英国期待被赦免，如同布伦特那样；要么就是义无反顾地逃往莫斯科。最终，他选择了后者。1963年1月23日，金·菲尔比突然从贝鲁特消失。当晚，他悄悄地搭上了一艘苏联货轮，彻底与过往30年的卧底生涯诀别。

事后回顾整个过程，不难发现当时的英国情报机构——无论是军情六处还是军情五处，似乎都并不希望真的将金·菲尔比抓回英国受审。在乔治·布莱克案件之后，再次把菲尔比送上法庭，除了对英国情报机构的声誉造成伤害，让英国政府陷入尴尬，几乎全无益处。

金·菲尔比在英国的克格勃联系人莫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看来，整起事情都是政治操纵的结果。对英国政府来说，起诉菲尔比没有任何好处。一场重大审判，必然伴随着惊人的揭弊和丑闻，势必会动摇英国的体制。”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金·菲尔比是被刻意放走的。

约翰·勒卡雷也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对英国的精英统治阶层来说，把金·菲尔比带回伦敦的风险可远大于“送去”莫斯科。而根据霍利斯晚年的自我辩解，当时他和军情五处的高层都非常担心“剑桥五人组”等一系列事件会影响军情五处在英国情报界的地位和权力，因此更倾向于低调处理，而非大张旗鼓地追责彻查。

当然，除了英国情报机构内部政治斗争的原因，金·菲尔比之所以能如此从容不迫地叛逃，似乎有另一层更隐秘的缘由。无论是他对埃利奥特的造访早有准备，还是最终从容叛逃，都透露出一个迹象：苏联人依旧能接触到深藏在英国情报机构内部的线人，而这个线人始终注视着菲尔比事件的动向。

多年之后，彼得·赖特、安格尔顿、阿瑟·马丁等人认为军情五处内部只有时任局长霍利斯和副局长格雷厄姆·米切尔（GrahamMitchell）才有这样的权限。而在1961年4月，英国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宣布金·菲尔比失踪的消息后，罗杰·霍利斯在一份发送给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

根据我们的判断，菲尔比关于与苏联人关系的陈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它与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可用证据相符，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他在1946年之后继续为苏联人做事，除了麦克莱恩这一孤例。如果是这样，那么对美国利益的损害将仅限于二战期间。

而胡佛则对霍利斯的认识感到不可思议，无法理解这些英国人居然还相信菲尔比所讲的话。在到达莫斯科几周后，金·菲尔比给埃利奥特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非常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友好协调。我本可以更早些与你联系的，但我认为再等等或许更好。我们过往的会面和交谈总叫我感念。这些回忆能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帮助我找到方向。我始终对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深怀感激，并希望关于你因我而遇到麻烦的传闻并非实情。如果我给你造成了麻烦，那对我也将是痛苦的，但我相信你已经找到了摆脱困境的方法。

1968年，金·菲尔比还出版过一本讲述自己在军情六处生涯的回忆录——《我的秘密战争》（My Silent War）。当时英国政府认为这本充满恶意的回忆录是苏联方面宣传战、舆论战的一部分，意在破坏英国情报部门的声誉，因此曾施压英国的各大媒体和出版社不得发行、披露这本回忆录的内容。

菲尔比（右）和同被称为“剑桥五谍”之一的麦克莱恩

至于另一位叛逃者潘科夫斯基，就没有金·菲尔比这般幸运了。1963年5月，他因叛国罪被送上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席并被判处死刑。

一个月后，金·菲尔比公开在莫斯科亮相。在莫斯科，他见到了十余年未见的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而伯吉斯在与菲尔比重聚后不久，便因肾功能衰竭及其并发症去世。不过，三年后，还会有一位新成员加入这个莫斯科的“叛徒小组”。他就是乔治·布莱克。1966年10月22日，布莱克在狱友的帮助下，成功越狱并渡过英吉利海峡，穿越北欧和联邦德国，经民主德国，成功逃亡苏联。布莱克将自己能成功越狱归结于自己的好人缘：

监狱内外都有人帮我，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越狱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我被判了14年，我相信自己只能服完全部刑期。

实际上，在1964年，时任英国内政大臣布鲁克勋爵（LordBrooke）曾警告军情五处和监狱方面：“如果布莱克越狱逃走，那么无疑就是另一桩火车大劫案，结果是灾难性的。”而罗杰·霍利斯则保证万无一失，“布莱克不可能越狱，因为他太受关注了”。

站在政治和舆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布莱克、菲尔比，又或是伯吉斯、麦克莱恩，他们对英国所造成的最严重伤害或许并非因为他们所泄露的情报，而是他们的真实身份被揭穿、被发现本身。当任何一名英国高级官员或情报人员都可能被揭发是苏联间谍后，英国人对其社会的信任必然会进一步瓦解。而在这种氛围之下，任何人都是可以被怀疑的，哪怕是军情五处、军情六处的最高长官，甚至首相本人也不例外，美国方面也对英国同行频发的叛徒丑闻感到强烈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