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阮炜】

过去五十年，中印两个原本旗鼓相当的发展中大国逐渐拉开差距。

如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明显高过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已是印度的五倍，甚至已成为一个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面角力的全球强国。印度当然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不论是总的量体还是具体指标，均难以与中国相提并论。

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印度所面临的问题远胜中国，而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印度发展的主要障碍。

对于印度，除了众所周知的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制造业发展远远后于东亚各国、甚至明显落后于某些东南亚国家等，宗教、民族、语言分裂状况显然也是严重的掣肘因素，并且完全可以视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发展滞后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种姓制度顽疾

印度较为独特的地方在于，拥有很多其他文明中所不具备的不利因素：寡妇殉葬制（萨蒂）虽已废除，童婚制和嫁妆制在农村甚至城市人口中却依然盛行，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种姓歧视（虽比从前表现得更为隐性）就更是严重问题了。

要求寡妇跳火堆殉夫的印度萨蒂（Sati）制度  视频截图

种姓制是一种基于血统主义的结构复杂、精细入微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以严格的社会隔离、森严的社会等级、饮食与社交、择业和婚姻上的诸多限制为特点，明显增加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具有非常强的压迫性，且历史渊源深刻，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1】。

英国殖民者自视高印度人一等，不跟他们讲平等；他们利用现代平等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种姓制，可以说非常坚决，但是他们也未能根本改变这种制度。圣雄甘地似乎也拿不出什么灵验的方法，只能藉着刚刚发生的地震来抨击印度社会对不可接触者实行的隔离制度，宣称这是上帝对印度人的严惩。

独立以后，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致力于削弱种姓制，减轻其对国家发展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但收效甚微。尤其可怪的是，某些出身婆罗门的印度共产党领导人搞起种姓歧视毫不内疚，而共产党本应旗帜鲜明地反对种姓制度。1980年代以来，世界性保守主义思潮和传统宗教复兴运动的兴起，则使尼赫鲁上台以来在改革种姓制方面取得的成就面临付诸东流的危险。

应当看到，19世纪以来随着时代进步，印度种姓制度已有很大程度的松动。早在一百多年前，火车上的种姓包厢制（类似于当时美国南部各州把黑人与白人隔离开的不同列车和候车室制度）就已行不通了【2】。迄于今日，种姓制问题虽仍然严重，却并未严重到使印度社会陷于分裂的地步；低种姓的莫迪甚至能当选为总理。这些都说明在应对种姓制度的负面影响方面，印度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此之前，印度的种姓制度发展也并非“顺风顺水”。在源于吠陀宗教的印度文明中，早早在西元6世纪，就出现了对种姓制不合理性的抵制。主流宗教婆罗门教虽坚持种姓制度，但在它进入鼎盛期一百来年，就出现了佛教和耆那教等的反弹。这些新兴宗教主张平等，藉此从婆罗门教的低等种姓阶层争取到了大量信徒（这当然不等于新兴宗教彻底解决了种姓制问题）。这完全可以视为对种姓制度的一种纠正。

此外，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后，印度教低等种姓的民众要么大规模皈依伊斯兰教，要么创立结合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教义的锡克教；至近现代，更是出现了结合基督教和印度教教义的梵社。这两种叙利亚宗教对种姓制都进行了种种形式的抵制，这些都可视为外来因素所激发出来的对种姓制度的矫正运动【3】。

1月26日印度共和国日，印度旁遮普邦的农民抗议者冲进德里、占领红堡，在红包上竖起锡克教旗帜  图自印度报业托拉斯（PTI）

不过，主张社会平等的伊斯兰教虽深深扎根印度社会，并从各种姓中争取了大量皈依者（低级种姓居多），却非但未能摧毁种姓制，反而很大程度上被同化了【4】；基督教同样主张社会平等，但是在印度文化-宗教环境中也不得不向种姓制低头；佛教同样如此【5】。

而印度在种族和社会平等方面跟其他文明仍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种姓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虽有上述内源性或外源性的纠正运动，但种姓制毕竟远未消灭，而仍然是影响印度社会整合、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

有西方学者研究认为，多年来印度政府的积极措施已对种姓制产生了强烈冲击，在有些情况甚至几已令种姓制度发生了颠倒：某些上层种姓的婆罗门成员已沦为搬运工和黄包车夫，而大学中几乎一半的学生名额被较下层的种姓和部落成员所据有。

但，该研究者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指出：大约有1300万个公共卫生间是由低层种姓者打扫的；贫民区中的贱民几乎没有人从政府保留的职位中获得多少好处，而只能获得清洁员之类的工作；即便大学增加保留给他们的位置，目前这一代贱民由于受教育权利上的不平等，很少有人能够被大学录取，尽管地位稍稍高于贱民的次种姓成员更容易得到政府的好处【6】。

事实上，从印度独立一直到21世纪初，75%的印度人仍生活在种姓制度尚被触动的农村，种姓制度的阴暗只是在城市才得到曝光【7】。由于低种姓人口在众多种姓中占大多数，也因其备受社会歧视，遭受残酷的经济压迫，更因种姓间的对立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高低种姓间的矛盾越来越多地以暴力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种暴力活动大多发生在农村。1971年至1999年，比哈尔邦因种姓冲突发生了59起集体屠杀事件，600人被杀，其中1990年至1999年便有35起，被杀人数为400人左右。这表明，种姓冲突有加剧的趋势。

随着印度人口进一步增长，人口-资源比例将进一步失调，土地问题将变得更为严重，而以土地关系为核心的种姓间暴力冲突很可能会变得更频繁、更激烈【8】。因此在可见的将来，与种姓制作斗争仍将是印度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