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价值观主导的全球化，“拦路虎”在美国国内

当范亚伦呼吁回归到一个部分全球化、由价值观维系的贸易体系时，他也忽视了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阻碍因素。拜登总统也许放松了特朗普时期对欧洲盟友加征的钢铝关税，但他提出“买美国货”的口号，并通过联邦政府采购支持美国制造业，同样激怒了欧洲盟友。拜登政府为工会化的美国车企提供电动车补贴，也让美加墨自贸协议的伙伴感到沮丧。不过，尚不清楚近期通过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会如何落实这些补贴。

拜登政府的种种行为，让韩国与日本这些美国最亲密的贸易伙伴，都感到反胃。美国政府一直在鼓励日韩车企在美国本土建厂，给人留下一种印象：美国正变得越来越贸易保护主义，哪怕是对盟友也一样。

更糟糕的是，拜登政府内部分裂，导致几乎无法达成任何新的贸易协定。近期一篇“政客”网站的文章描述，来自亚洲的盟友与伙伴国家，迫切希望美国在贸易问题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拜登政府却因为种种困难，迟迟拿不出一套与亚洲国家发展贸易的完整战略。

拜登政府内部存在三方分裂，其中一角是贸易扩张主义者，他们希望通过签自贸协定，进一步拉近美国与亚洲的关系；其次是更加照顾劳工的一派，希望用关税和进出口配额来保护美国工人；最后一派则担心与中国的经济脱钩，可能伤害政府解决通胀与降低供应链瓶颈的工作重心。哪怕是范围相对较小的主张，比如数字贸易协议，都遭遇了内部反对。美国贸易代表处希望发起对中国的产业补贴审查，也被拜登政府否决。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与印度工业与商业部部长皮尤什·戈亚尔见面，戴琪属于白宫内贸易问题上的“劳工友好派”，但依然受到牵制

接下来，还有越来越反贸易自由的美国国会。支持特朗普主义的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中的进步派，根本不接受重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任何努力，他们也不允许美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两党依然在为后一件事开战，把贸易协议视作美国工人流失、制造业工作消失的罪魁祸首，事实上，科技进步才是影响工作岗位增减的主要因素。这个问题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技能错配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也是为什么美国还有约1000万个工作岗位无人问津的理由之一。

一方面，美国政府无力推动任何新的贸易协议；另一方面，是美国国内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基于“自由世界”的自贸协议如何能变为现实。这样一份协议，虽然看上去符合拜登政府反华、支持民主的议程，在越来越敌视中国的国会也许能收获共识，但它也意味着，这届政府在过去仅能通过小型提议的基础上，需要打造一份规模前所未有的大型贸易协定。

相比重建全球贸易体系，美国当前的政治失序是同样严肃的问题。范亚伦呼吁建立一个自由世界贸易体系，其根本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抛下现实的包袱，另立炉灶、从头开始。

结论

全球贸易体系的未来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范亚伦好心地描绘了几种可能出现的场景。几乎可以肯定，世贸组织的作用将会削弱，也许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会在特定领域持续发生。但最有可能的是，未来不会再有新一轮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了。贸易自由化已经更多地集中在地区内部，或者是基于跨区域的形式，比如美国与日本的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尽管如此，由于世贸组织近乎普遍的成员国体系（覆盖了96%的全球贸易份额），且拥有广泛而独有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在维系一个基于规则的贸易体制当中，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不过，如果世贸组织要继续发挥影响力，就必须在成员国认证、争端解决机制两方面进行重大改革。

一段时间以来，地区贸易抱团、供应链重组的趋势显示，未来最可能发生的场景，是由世贸组织与联合国的标准定义机构，在各地区同意的基础上，创建一个松散的全球贸易规则保护伞。然而，贸易与金融持续碎片化的趋势，依然可能发生。在钢铝等受管制的关键行业，保护主义正在抬头。正是由于范亚伦强调的吉尔平观点——经济因素能够撬动政治——我们也不能排除一种可能，今天的威权国家明天摇身一变，成为市场导向的民主国家。因为长期来看，逐渐扩大的中产阶级这类内部力量，将会呼吁更多政治参与和自由化。

基于意识形态选边，重新规划全球贸易，并排除世界最大的市场与贸易国（中国），所面临的阻碍不仅来自美国贸易政策的惰性，也包括强劲的市场力量。今年2月，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加强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方“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合作。这当中已经透露出些许迹象，即对“仅限民主国家”的全球经济体系提法，未来将有针锋相对的回应。类似的，北京也提出了一份全新的全球安全倡议。

今年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会面，双方同意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 图自：新华社

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贸易与投资网络。中国市场对美国种植玉米与小麦的农民，有巨大吸引力。美国的页岩气生产商，也渴望进入中国的液化天然气市场。波音公司享受着中国庞大商业航空市场的份额，高通等公司也在向中国出售手机上的低端芯片。这一切都不涉及什么国家安全风险。一个绕过中国、偏袒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贸易秩序，将违背让美国公司与消费者获益的市场力量。

中美战略竞争，正让美国与中国在认为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的领域，尤其是科技领域，互相启动脱钩。然而在目前的形势下，对一个主要由经济因素主导的全球体系进行修补，哪怕存在各种问题，看起来依然是最合理的策略。最后，考虑到更深远的系统性结果，有必要牢记亨利·基辛格最近的警世之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应该成为对抗的主轴，除非我们已准备好把政权更迭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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