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冷战结束后新一轮全球化开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贸易与金融体系，在信息技术革命与全球化供应链的加持下，以指数扩张的速度覆盖了前华约国家，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大部分东亚国家，中国乃至俄罗斯本身。从结果来看，它既孕育了一批全球中产阶级，也通过一系列金融危机，暴露了脆弱性，从拉丁美洲开始（这个趋势在80年代最为显著，但在阿根廷和其他几个拉美国家，金融危机至今仍断断续续地上演），然后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最终是2008年席卷西方的金融危机，带来整个体系彻底坍塌。

以上种种都确认了吉尔平的观点，即贸易重新分配财富，进而改变政治命运，比如美国的相对衰落。虽然全球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概念，我们还是可以观察到其在特性与广度上已发生的演变。比如对资本的管控，地区与“地区+1”的贸易协定等。在一个多中心的世界，正如围绕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多哈谈论最终失败所凸显的，未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否能继续扮演全球贸易仲裁者的角色，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当前，第四轮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技术表明，经济因素往往领先政府治理一步。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腾飞前所未有，从1978年GDP只有1500亿美元，到2021年的18万亿美元。中国在这段时期创下了10%的年均增长率，其增长也超越了现有国际贸易体系背后的政治框架。中国充分利用了世界贸易体系以谋求发展，打破美国人关于经济改革导致政治自由化的幻觉。正如前总统特朗普指出的，美国终于意识到，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

中国40年来的经济崛起，打破了美国主导下全球化2.0时代的权力格局

修补全球化现行机制

相比提出一条难以实现的战略，呼吁全世界回归到“自由世界”主导的、“偏袒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代，范亚伦本可以提出更好方案，即证明当前有瑕疵的全球化体制是可修补的。不说加强，这样至少能保住当下，美国与全世界的既得利益。

在范亚伦看来，“全球化2.0”出了篓子，很大程度上要怪中国。但他的分析中没有提到，美国人对全球化感到幻灭的背后，美国自己也有责任。正如亚当·波森近期在《外交事务》刊文提到，“总的来说，过去20年来，美国在不断从全球经济当中抽身退却。”美国因为来自中国的竞争而流失的工作岗位，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从2000年到2015年，在一个1.5亿人的劳动力池当中，失去了200万工作个岗位，实际上仅相当于一年有13万工人下岗。

所以为什么美国公众对全球化与中国怨气这么大？波森认为，原因之一可能是，“对制造业工作岗位的盲目膜拜”。长期以来，美国都在稳定地流失制造业工作岗位，但其中许多发生在美国选举的关键摇摆州，凸显了该问题的重要性。但为什么要全部怪在中国头上？令人遗憾地是，美国自己也未能重视给工人提供再培训、再就业的机会。直到近期之前，政策一直在鼓励美国公司投资海外全球供应链，同样助长了这一问题。

根据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2021年的调查，“过去几十年来，联邦政府花在工人职业技能培训上的资金，占GDP的比重一再下降”。在美国的贸易调整援助制度中，各州政府历来扮演重要角色。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总额计，各州政府提供的贸易调整援助资金也在下降。不管是投资社会保障安全网，还是职业技能培训，美国的重视程度都不如其它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成员国政府用在就业准备与职业技能培训的公共开支水平进行排名，发现美国排在倒数第二位。

要想恢复（美国人）对更自由贸易的信任，有必要着手打造更加完善的社会安全保障网络，更好地为劳动者提供与工作相适配的职业技能训练，以适应一个快速变化的21世纪职场。

美国开始敌视全世界，不仅仅限于贸易问题上。美国的反移民情绪也前所未有地高涨，尽管根本没有证据能证明，缺少职业技能的外来移民将会抢走美国人的高薪工作。事实上，美国经济离不开移民。美国人变得更加孤立主义与排斥全球化，除了理性的利益考量，同样也有文化与心理因素的作用。一直以来，美国人都不重视历史，以及贸易起到的分配作用。他们总是倾向于笃信，自己的国家必须是全球化的唯一赢家。

相比之下，欧洲国家对全球化可没有那么着迷，因为他们时刻担心本国的工业会在竞争中被淘汰。范亚伦提到，克林顿总统在90年代中期兜售全球化概念时，将其视为实现“历史终结”的引擎。但当时几乎没人意识到，全球化会如何增加——而非减少——战略竞争。

其中一个缘由可能与美国的历史经验有关。美国之所以在19世纪末崛起为全球经济强国之一，是因为当时的全球霸主大英帝国拥抱自由贸易，支持全球化。如果美国能从一开始就理解经济竞争带来的挑战，也许它本可进入一个类似“史普尼克时刻”的自我修炼期，以便更好地应对与中国或其它新兴市场国家不可避免的竞争。但相比因噎废食，美国依然可以选择修补全球化运转过程中的瑕疵。

而牺牲“全球化2.0”体系，并尝试建立一个基于“自由世界”的部分替代版本，将导致多重风险。首先，美国不一定能在贸易与出口管制的立场上，与欧盟眼对眼。毕竟，欧盟一直在推动与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贸融合。全球化2.0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积累财富、消除贫困、培养中产阶级群体的依托。长远来看，这些因素有利于提高那些国家民主化与自由市场改革的几率。而一个偏袒自由主义的贸易体系，则无视了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增加冲突的风险，让发展中国家更加依赖中国。

美国与沙特围绕石油增产问题陷入龃龉，侧面反映盟友对美国的信任度降低 图自：澎湃影像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必须对美国的实力、凭借实力施展意志的局限性，有更清晰的认识。这一套也许对迪恩·艾奇逊（第51任美国国务卿，1949年至1953年在职——观察者网注）有用，但那个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如今，正是由于美国的傲慢，与对美国不再可靠的担心，导致欧洲与亚洲的许多国家拒绝站队美国。看看欧洲与日本、中国和其它亚洲或拉美国家签署的贸易与投资协定。再看看亚洲新达成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当中根本没有美国。

与盟友达成共识需要付出艰巨努力，虽然范亚伦尽可能避谈这一点，但他正确地意识到，在贸易问题上，动员民主国家与意识形态接近国家来统一立场有多重要。不过，这件事本身不应该成为目的。正是由于美国自身能力所限，为了最大化拓展美国塑造国际规则与制度的能力，才有必要与盟友及伙伴国家合作。但这种努力不应该取代现行的国际规则。

由于中国仅占全球经济体量的18%，中国不可能改变它持续融入全球市场的政策，美国有必要穷尽外交手段，来检验中国提出的宏大目标，是否与它愿意承担的代价相一致。但在这之前，我们不应该妄下结论。为此，我们需要与其他民主国家和意识形态相似国家配合，以检验这个提议。范亚伦匆忙否定了美国与盟友合作，更新全球贸易与技术规则，以及改革世贸组织的可能性。当然，由于美国咬定中国不可能做出改变，这样的努力会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