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部阶段

在顶部阶段，国家维持着使其崛起的成功，但在成功的回报中也埋下了衰落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偿债负担不断加重，从而打破了使其崛起的自身强化机制。

·这时，国家既富有又强大，劳动者获取更多的收入。但是，劳动力成本相对提升，竞争力下降，因为其他国家的劳动者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自然会复制领先大国的方法和技术，这进一步降低了领先大国的竞争力。例如，英国造船商雇用荷兰设计师，设计了更好的船舶，并由更廉价的英国工人制造，这使英国人更具竞争力，导致了英国的崛起和荷兰的衰落。

·此外，随着领先大国的人民变得更富有，他们往往不会像以前那样努力工作，而更享受悠闲生活，追求生活中更精美但经济效益较低的东西，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会变得颓废。在走向顶部阶段的过程中，从那些通过个人奋斗获得财势的人，到那些继承财富和权力的人，每代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新一代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太多风风雨雨，习惯于奢侈的生活，这使他们在挑战面前更加脆弱。

·此外，随着人们习惯富裕生活，他们会更趋于推断好时光会持续下去，于是通过借款来享受优越的生活，从而导致了金融泡沫。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收益的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财富差距是自我强化的，富人利用更多的资源来扩大自己的权势；并且还会影响政治体系，使其为己谋利，并给予子女更多的特权，比如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从而造成了富人与贫困者在价值观、政治和发展机会上的差距。因此，那些不太富裕的人觉得这个体制不公平，由此产生怨恨情绪。

·只要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仍在提高，这些分歧和怨恨就不会酿成冲突。

在顶部阶段，主要大国的财政状况开始发生变化。拥有储备货币给予它们一种“过分的特权”[3]。例如，美国因此可以增加借款，从而陷入更深的债务之中。这样做可以在短期内提高主要大国的购买力，但长期来看，削弱了国家的实力。

·不可避免的是，国家开始过度借款，不断地从外国债权人那里举借大量债务。

·虽然这在短期内提高了消费力，但从长期来看，它削弱了国家的财政健康和货币价值。换句话说，当进行大量借款和支出时，国家看起来非常强大，但其财政实力实际上已经削弱。为了维持超出自身能力的实力，国家不断借款，用来支撑国内的过度消费，为国际军事冲突提供资金，这是维持国家地位所必需的措施。

·此外，维持和捍卫国家的成本比收益还高，因此维持一个国家变得无利可图。例如，大英帝国变得庞大、官僚，失去了竞争优势，同时其竞争对手（尤其是德国）不断崛起，从而掀起了日益昂贵的军备竞赛和世界大战。

·富裕国家从储蓄更多的贫困国家借款，从而陷入债务之中，这是财富和权力转移的最早迹象之一。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40倍，美国开始从中国借款。因为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中国人希望存储美元。

·一旦国家开始找不到新的贷款人，那些持有国家货币的人就会设法出售和退出这种货币，而不是购买、存储、放贷和兑换它。这时，国家的实力开始衰落。

下跌阶段

下跌阶段通常缘于国内经济疲弱和内部斗争，或缘于成本高昂的外部斗争，或两者兼具。在通常情况下，国家的衰落是逐步发生的，然后骤然终止。

在内部……

·一旦债务变得极其庞大，经济出现衰退，国家无法再借到偿还债务所需的资金，就会陷入严重困境，被迫在债务发生违约和增印大量货币之间做出选择。

·这时，国家几乎总是选择增印大量货币，起初是渐进地进行，最终是大规模发行。这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胀加剧。

·一般来说，在政府陷入融资困境的同时，国家还面临一系列挑战：财政和经济状况不佳，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巨大，贫富之间以及不同民族、宗教教徒和种族之间的内部冲突严重激化。

·这会导致政治极端主义，使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左派试图重新分配财富，而右派则设法让富人保住财富。这是一个“反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通常把各种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资本家和精英。

·在这些时期，富人通常被加征税收，当富人担心自己的财富和福祉被剥夺时，他们会转向自己认为更安全的地方、资产和货币。这些资金外流会使国家的税务收入减少，导致典型的、自我强化的空心化趋势。

·一旦财富外流变得严重，国家就会禁止这种行为。那些想要逃离的人开始感到恐慌。

·这些动荡不安的局势导致生产率下降，使经济总体规模缩小，招致更多的冲突，人们为如何分配日益缩减的资源而争斗。于是，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出现，他们承诺会控制局面并恢复秩序。在这一时期，制度面临最大的挑战。因为它无法控制无政府状态。最有可能发生的是，强有力的民粹主义领导人控制乱局和恢复秩序。

·随着国内冲突升级，某种革命或内战将会爆发，推动财富再分配和巨大变革。这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维持现有的内部秩序，但更多的是通过暴力手段改变了秩序。例如，财富再分配的罗斯福新政是相对和平的变革，而改变德国、日本、西班牙、苏联和中国国内秩序的革命（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并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则明显更具暴力性。

这些内战和革命创造了我所称的新的内部秩序。

现在需要注意的一个要点是，内部秩序的改变可能不会导致世界秩序的改变，只有当造成内部混乱和不稳定的力量与外部挑战交织在一起时，整个世界秩序才会改变。

在外部……

·当一个崛起的大国有能力挑战现有大国和现有的世界秩序时，发生重大国际冲突的风险就会上升。特别是在现有大国发生内部冲突的时期，因为崛起的国际对手通常会设法利用这种国内弱势。如果崛起大国已经具备与现有大国相当的军事实力，局势就会更加危险。

·抵抗外国对手的自卫耗资巨大，但这一支出是必要的，尽管主要国家的国内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处于支付能力最弱的时期。

·由于没有和平裁决国际争端的可行机制，这些冲突往往是通过测试彼此实力来解决的。

·随着更大挑战的来临，主要国家需要在战斗与退让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战斗和战败是最糟糕的，但退让也是糟糕的，因为退让会让对手继续进攻，也让国家在考虑站边的其他国家面前表现得懦弱。

·恶劣经济状况会加剧财富和权力斗争，不可避免地导致某种战争。

·战争的代价极其高昂，与此同时，它推动必要的结构性变革，重新调整世界秩序，使之适应财富和权力的新现实。

·对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来说，一旦持有其储备货币和债务的债权人对其失去信心，开始抛售这些货币和债务，这就标志着大周期的结束。

当所有这些因素（负债、内战/国内革命、国外战争、对货币失去信心）交织在一起时，世界秩序的改变通常就近在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