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闻用户“海派沙拉”在文章《美对冲基金教父分析中国40年改革路，有没有道理？》中，简要介绍了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美国对冲基金教父、华尔街传奇人物雷·达里奥撰写的《回顾中国40年改革路》一文。文章刊出后，引发读者的广泛讨论，现特翻译全文，以飨读者。

【翻译/观察者网马力】

2018年12月是纪念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实施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的日子，而且此时也是展望中国经济未来的关键时刻，我希望通过本文深入梳理一下中国在过去40年里走了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以及其中的原因。

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美国对冲基金教父、华尔街传奇人物雷·达里奥2019年1月3日在其“领英”个人主页发表文章：《回顾中国40年改革路》

下面的图表展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社会发展指标。不需我讲，表格里的数字已经说明了一切。有如此多人口的中国，在如此多的领域里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很显然，中国人一定做对了很多事情。在中国的这些成就背后，到底存在怎样的推动力量呢？那些力量还会继续推动这个国家向前迈进吗？

我是个幸运的人。中国改革开放的这40年，我亲身经历了其中的34年。我的专业是研究国家成败的原因，所以我很愿意在这里与诸位读者分享我在中国的那些经历以及我在其中的一些思考。本文的大部分内容是对中国所走道路的回顾。关于中国当下的经济形势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稍后我会写一篇更加全面的文章进行分析。

我对中国进行了34年的观察，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有两条原因：第一，陷入长期孤立境地的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这使得中国（尤其是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快速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第二，中国文化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Chinese culture），以及由这种文化所塑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我第一次接触中国是在1984年，当时中国刚刚打开大门。我受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缩写为CITIC，即今天的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集团。

中信集团是经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倡导和批准，由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于1979年10月4日创办的一家公司，该公司的业务主要涉及金融、实业和其它服务业——观察者网注）的邀请为该公司的员工讲解国际金融市场运作。

当时我很快就对中国文化有了一些体会（I immediately got a taste for the culture），我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并非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人以及中国的文化是高度成熟的（the people and culture were highly developed），但中国是孤立的，中国人无法接触到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取得的社会发展成果。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可以说情况与中国是完全相反的。

中国由于缺乏与外界接触所造成的落后令我印象深刻，当时我向街头的一些中国人展示了一个价值10美元的计算器，他们看了计算器的操作之后连呼“不可思议”。中国的进步也是不可思议的，当时那些被计算器震撼到的中国人如今已对在中国出现的世界上最尖端的一些科技进展熟视无睹了。

在1984年的中国，我意识到中国人身上并没有什么特质能够妨碍他们取得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的那些成就。我已感觉到中国正在打开大门，我已感觉到巨大的变化即将到来。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是国门封闭所造成的，打开国门自然就会拉平双方的经济差距，这与水总是从高处向低处流是一样的道理。

记得有一天我在中信“巧克力大楼”10层的一个房间里上课，我指着窗外破旧的街区和胡同说，那些胡同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高楼大厦。学员们都不太相信我说的话，他们认为我“不懂中国”。而我对他们说：“你们并不了解打开国门之后将要发生的经济活动可能释放的巨大能量”。我们之所以看到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里如此高速增长，打开国门正是这一现象背后的最大推动力。

打开国门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而中国人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中国人在其文化的的影响下对国家进行了改革，而改革使中国人意识到了自己身上蕴藏的潜力。

我刚到中国的时候，除了由于封闭而导致的落后现象，我还看到了落后现象背后的另一个原因：这个国家旧式的体制无法为人们的工作提供激励，人们的工作效率很低。例如，中国人当时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开办私营企业是不被允许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运行效率很低，企业制度没有为员工努力工作提供任何激励措施。

可是几年之后，我看到各种令人欣喜的变化迅速出现了。与看到改革成果相比，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中国人进行改革的过程——他们想出了大量改革建议，他们制定了具体的改革方案，他们为推进改革争取支持、凝聚共识，他们把改革措施一项项具体落实。从做出设想到变为现实，中国人把方案付诸实施的能力之强令人惊讶。

1989年，我被中信公司的朋友同时也是联络人的王力（音译）引荐给一个七人小组（王力也是其中的一员），这七人受到九家公司（这九家公司是应颇有远见的改革者王岐山的要求）委任，去为建立中国第一个金融市场而创建一个设计机构（也就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当时的中国仍然非常贫穷，他们的办公室设在一个昏暗的宾馆里面，资金也很缺乏。可是他们具有最重要的品质，他们推动国家重大改革的目标是清晰的，他们头脑聪明、性格随和、心胸开阔而且学习新知识的速度很快，他们也具备实现目标的坚强决心。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见证了他们所创建的中国金融市场跻身全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之一。我本人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工作，那些日子是我这一生里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通过这段工作经历，我内心对中国人和他们的文化产生了喜爱和敬意，正是中国人和他们的文化使这一切变革快速地向前推进。

由于受到我对中国上述情感的影响，我请求一位姓顾的女士帮助照顾我11岁的儿子马特，顾女士是一位非常杰出而谦和的中国女性。马特随后进入了北京史家胡同小学读书。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与所有方面一样，学校的设施也是非常简陋的。

虽然学校的设施落后（比如在11月末之前教室里没有供暖，学生们都穿着厚厚的外衣上课），可我发现，中国的老师们都非常聪明而且有责任心，他们给学生们提供了非常良好而完整的教育，他们甚至会关心学生们的人格成长。

尽管马特在北京的生活条件不如在美国富裕的格林威治社区那么好（比如他在北京每周只能洗上两次热水澡），可他在北京受到了最好的教育，感受到了老师的关爱，他的身心获得了全面的发展，这些好处在美国的学校里是难以得到的。在北京的学习经历永远改变了马特的人生，他创立了一家旨在帮助中国孤儿的基金会，这家基金会至今已经运转了12年，基金会的工作使马特和我有机会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