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拉娜·福鲁哈尔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在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决策者好像真以为“世界是平的”。饱受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影响，他们认为资本、商品和人员都将流向最能发挥它们价值的地方。如果公司为将成本降到最低而将工作岗位移往海外，那国内工作岗位的损失将因消费者获利而得到补偿。如果政府降低贸易壁垒并放松对资本市场的监管，那资金就会流向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决策者不必考虑地理因素，因为看不见的手无处不在。换句话说，“地点”并不重要。

直到最近，美国两党政府推行的政策都基于这些大而化之的假设——放松对全球金融的管制，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贸易协议，欢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仅允许而且鼓励美国制造商将大部分产能转移到海外。当然，最能有效利用全球化的强大跨国公司是推动“自由市场”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些公司当然还会不偏不倚地向美国两大政党捐款，以确保其门下政客看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优点）。

向全球传播美国的这一新理念已成为美国的一大使命——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都痴迷于那些快消时装和越来越便宜的电子产品。实际上，美国商品将代表美国的善意。它们将负责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即隐藏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自由主义；其理念是，那些陶醉于美式资本主义成果的国家将变得像美国一样“自由”。

从某些方面看，执行这些政策产生了互惠互利的结果：主要是美国的消费者享受到了外国廉价制造品的甜头，而与此同时，特别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数十亿人摆脱了贫困。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加入自由市场体系，全球不平等现象减少了，新的全球中产阶级诞生了。当然，政治自由程度依然因国而异。

但新自由主义政策也使各国内部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有时还会破坏资本在国际间的稳定流动。由于货币的流动速度要比货物或人员快得多，资本流动就引发了高风险的金融投机活动。（自19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的数量大幅增加。）此外，新自由主义政策还导致全球经济危险地摆脱了各国政治的束缚。在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发生在美国的这些结构性变化被物价下跌、消费者债务增加和低利率等现象部分掩盖了。但是，到2000年，新自由主义引发的地区不平等已经变得不容忽视。在美国沿海城市繁荣的同时，美国中西部、东北部和南部的许多地区正在经历灾难性的失业潮。美国各州的平均收入水平开始出现分化趋势且这一趋势延续了整个1990年代。

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火车站

特别是中美贸易极大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地理格局。2016年，经济学家戈登•汉森、戴维•奥托和戴维•多恩在《经济学年度评论》上发表文章，描述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如何在赋予其他地区巨大优势的同时，也让美国的某些地区遭到破坏。他们写道，“有关贸易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流行看法大都被中国推翻了。”突然之间，独一无二的美国梦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沿海梦和一个内地梦，一个城市梦和一个乡村梦。事实证明，看不见的手并没有完美地发挥作用，美国不同地区和世界各国对这只手的感觉并不一样。

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观点。自新自由主义时代开启以来，就有一小部分经济学家反对该领域的主流观点。奥地利裔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早在1944年就批评了传统的经济学观点，他认为完全自由市场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神话。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丹尼•罗德里克、拉古拉姆•拉詹、西蒙•约翰逊和达隆•阿西莫格鲁在内的二战后学者也明白地域的重要性。斯蒂格利茨在美国锈带地区长大，他曾经告诉我，“如果你小时候生活在印第安纳州加里市这样的地方，你会发现市场在那里明显效率不高。”

“位置决定经济”这一观点才刚刚进入决策圈的视野，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从托马斯•皮凯蒂、伊曼纽尔•赛斯、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到拉杰•切蒂和托马斯•菲利蓬，众多学者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公共医疗水平、教育质量和饮用水品质等地理因素会极大影响经济。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是直白易懂甚至是显而易见的，但直到最近这一观点才被主流经济学家所广泛接受。

正如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预算主管彼得•奥斯泽格告诉我的那样，“如果你问一个正常人，‘你身处何地重要吗？’他们都会这样作答：‘是的，你住在哪里，工作在哪里，你周围的人是谁，这些都非常重要。’在过去的四五十年，基础经济学似乎走上了歪路。我们全都分裂成了一座座孤岛，被塞进了一台绝对完美的计算机器。而政策则在这种基础经济学的指导下变来变去。”他补充说，“不考虑地域因素的基础经济学显然已经失败了。”

自新冠疫情、美中经济脱钩以及俄乌战争发生以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变得更加明显。全球化已经达到顶峰并开始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日渐成形的区域化、甚至本地化世界。面对日益高涨的国内政治骚动和日渐紧张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政府和企业都在关注效率的基础上日益关注稳定性。在即将到来的后新自由主义世界中，生产和消费将在国家和地区内部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工将控制资本，政治对经济成果的影响将比过去半个世纪更大。如果所有政治都是本地化的，那么经济也可能很快变得本地化。

新自由主义愿景

从政治哲学的起源来看，新自由主义对地域的忽视令人震惊。新自由主义出现在1930年代的欧洲，当时各国都在闭关自守，国际贸易正趋于瓦解。后来，新自由主义成为支撑二战后经济体系的一大支柱，而原因正是新自由主义试图避免有关地域的问题再次出现。新自由主义者希望将全球资本和全球商业联系起来以预防国家间爆发战争。但最终，该体系走得太远，不仅引发了资产泡沫和过度投机问题，还造成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严重脱节。这反过来又促成了一种新政治极端主义出现。

现在的形势在某种程度上与100年前的情况别无二致。从1918年到1929年，欧洲和美国几乎所有资产的价格，无论是股票、债券还是房地产，都出现了上涨。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都打开了货币龙头，鼓励人们贷款购物。但这种宽松货币的意识和水涨船高的趋势掩盖了不祥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工业革命加速了许多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使数百万劳动力背井离乡。曾经主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现在主要在工厂和工业部门中劳作。而他们的工资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这意味着大多数人靠借债为生。

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出现了放缓的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8年流感大流行（一直持续到1920年）导致国际贸易占全球产出的比例从1913年的27%下降到1923年至1928年间的平均20%。债务泡沫在1929年破裂，随后的大萧条导致国际贸易在1932年崩溃，使其仅占世界经济产出的11%。大西洋两岸的贸易关税和惩罚性征税措施恶化了国际贸易问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境商品和服务贸易与全球经济产出之比才再次超过15%。

黯淡的经济前景促使法西斯主义首先出现在意大利，后又出现在德国。欧洲国家的殖民主义立场有所软化，为筹措战争经费而从发展中国家攫取资源。欧洲笼罩在“你死我活”的氛围中，不可避免地走向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随后，不难理解，欧美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想方设法防止此类大屠杀再次发生。他们相信，如果资本市场和全球贸易可以通过一系列凌驾于特定民族国家法律之上的机制联系起来，那么世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他们还认为，这样的自由主义制度安排可以对抗苏联不断上升的威胁。正如历史学家奎因•斯洛博坦所说，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目标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捍卫资本主义”。他声称，新自由主义机制“不是为了解放市场，而是为了保护市场，为资本主义接种民主永存的疫苗，创造一个框架来遏制人类常常非理性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