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者拉娜·福鲁哈尔】如果还有人对美国在经济上与全世界脱钩这一事实存在质疑，那么他应该去读一读美国商务部上周宣布的新提议。这项新提议将赋予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否决权，以阻止任何被认定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新技术进入美国。这项提议不仅针对华为制造的芯片或中国网络科技公司的产品，如果被认定与美国的“外国对手”有任何关联的话，欧洲硬件、软件和数据服务供应商也将难以幸免。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者拉娜·弗卢哈尔2019年12月1日在该报发表评论文章：《让美国经济与全世界脱钩时，头脑要保持清醒》

对于欧洲公司来说，这样一种关联存在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因为在5G技术标准方面，欧洲正在被纳入中国的轨道。在一家具有战略地位的美国高科技公司就职的一位高级经理人最近与我进行了一番交谈。他告诉我，由于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各种禁令，如今从法律角度来讲，他已经很难与欧洲同行进行交流了。

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若要确保国家安全以及在21世纪数字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就必须与欧洲盟友们在5G、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就西方标准的制定展开合作。事实上，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最近发布的一篇报告《创新与国家安全：保持优势》（Innov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Keeping Our Edge）中已经对这一点进行了强调。

这篇报告的标题告诉我们，脱钩已经不再是一个“边缘观点”。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传统上一直是一个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主导的团体，该协会的会员大多是年长、富裕的商务精英或政界人士，这些人不但塑造了全球化，而且他们在过去40年里还从全球化（尤其是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中获得了大量利益。该协会如今却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更加碎片化的世界上（我们已无法回到上世纪90年代），而且美国需要产业政策，这实在是一种思想上的重大转变（a major shift in thinking）。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在这一方面并非少数派。当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精英阶层还没有意识到去全球化发生的可能性时，美中经济脱钩仅仅是一个小众话题。可是如今它已经进入主流话语，甚至连表面上意识形态对立的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和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都对此做法表达了一致支持。

一个横跨两党的国会委员会正在就国家安全和科技之间的关系展开调查，国会此举意在帮助美国防务部门保持其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技术优势。美国繁荣联盟（the Coalition for a Prosperous America）是一个致力于确保美国供应链完整、重建美国产业基础的团体，该联盟最近的一篇文章主张美国经济将从对中国产品加征永久性关税中大大受益，而此文已经获得了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学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Economics）颁发的一个荣誉奖项。

人们当然可以对加征关税的效果提出质疑，不过在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正日益得势的世界上，美国需要一个更加有连续性的国家经济战略（a more coherent national economic strategy）。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美国国内就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体制的争论已经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这反映了美国在上述问题上所处的困境。

《创新与国家安全：保持优势》这篇以国家创新战略为主题的报告是由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一个委员会起草的，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来自金融、科技、咨询等行业的私营公司，其中包括来自Alphabet、苹果、脸书、Breyer Capital、Greylock和McKinsey等公司的重要人物。当然，该委员会也有来自学术界的成员，其中包括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劳拉·泰森（Laura Tyson），她曾是克林顿政府时期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劳拉·泰森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美国制定产业政策；此外还有已从军方退休如今供职于得克萨斯大学的威廉·麦克雷文（William McRaven）上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公共部门的人士参与。

这篇报告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对政府的建议，其中包括：对研发活动提供更多联邦拨款、改变移民政策以吸引更多高技能移民、提高联邦机构和军方在技术集成（technology integration）领域的支出比例。

从这篇报告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的无能，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私营部门希望从政府得到的”与“他们愿意为支持公共部门所付出的”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巨大鸿沟。苹果、Alphabet和脸书等公司会同意停止向海外转移利润吗？他们会把回流到美国的资金用到除回购股票以外其他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吗？硅谷和华尔街会愿意为数百万未充分就业的千禧一代年轻人提供就业培训吗？我们该怎样转变已持续40年之久、一直有利于跨国公司的倾向于供给侧的思维方式并更多地考虑地方经济和工人群体的利益呢？这些都是意义重大且尚无人回答的问题。

如果我们决定在这个赢者通吃的数字时代里与一个中国那样由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展开竞争，那么美国就需要经历一个由公共部门引领的深刻转变。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们需要改革税收政策，以便让政府能够从私营部门所创造的财富中抽取更大比例并加以有效利用。当然，这并不是美国商界希望看到的。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9年12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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