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与印人党的交流也会给西方右翼势力带来一定好处。西方的民族主义者也许受到种族、文化与宗教层面的焦虑驱使，但无论他们在哪里掌握权力，都要面对与非西方世界打交道的需求。如果与非西方的保守势力打交道将成为西方国家某种长期战略的一部分，那么印人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右翼政党之一，显然排在交流名单的前列。

传统上来说，西方同样是依靠其左翼政治精英与印度进行交流，而更好地理解印人党的使命与意识形态将帮助西方与世界上最重要的崛起大国之一建立联系。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美国巴德学院外交和人文学科教授，《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相当清楚地阐述了西方保守派与印人党接触的理由，随着印度全球地位的提升，“理解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与发展轨迹，对于寻求在印度从事经贸往来的商业领袖与投资者来说，与希望在稳固基础上建立战略关系的外交官及政策制定者同样重要。”

虽然西方与印人党有充分的理由开展交流，但阻碍也是现实的。印人党对于基督教福音派传教团在印度，尤其是在一些部族与低种姓群体中开展的传教活动感到恼火。西方的基督教保守派则对印度的基督教少数族裔遭受攻击表示担忧，并倾向于认同西方自由主义者对印人党及其对非印度教少数族裔政策的批评。达斯古普塔在华盛顿的会议上指出，基督教在印度的劝诱改宗是双方潜在合作的一大威胁。

虽然印人党与西方保守主义有一定相似之处，但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为了融入印度主流社会，印人党在上世纪80年代拥抱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之一。随着权力的增长，印人党开始尝到国家主义的甜头，利用政府的巨大权力来培养政治支持并宣传意识形态议程。对于西方民族主义右翼中那些小政府、市场经济的推崇者来说，这显然不会增加他们对印人党的好感。

在保守派的会议上，马达夫阐述了可能将印人党与西方右翼联系在一起的因素，“上帝、宗教、传统、家庭、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对自由主义思想占据公共政策及舆论主导地位的共同厌恶。

与此同时，欧洲殖民主义留下的狭长阴影依然令印度保守派在与西方同行打交道时小心翼翼。但马达夫坚持主张，“代表10亿印度人的力量已经准备好与我们在美国和欧洲的保守派同行站在一起”。这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最近在华盛顿开启的交流可能是迈出了试探性的第一步。

（原文于“外交政策”评论网站，原标题：“莫迪的印度人民党能走向全球吗？” Can Modi's BJP Go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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