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印度时报》7月19日报道，印度反对党国民大会党（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在“印度制造”的名义下，印度实际上只是进行来料组装，而非真正的制造。并由此呼吁政府推动“基层变革”，将印度打造成真正的制造业强国，从而与中国抗衡。

为何印度未能建立起强大的全球制造业基地，未能复制的中国式高速增长奇迹？这恐怕不是甘地一个人的困惑。

印度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与罗希特·兰巴在其新著《打破常规：印度特殊的繁荣之路》中，犀利地指出，中印之间在基础教育的历史差距、政府分权化激励机制的差异、民主制度对发展政策形成的约束力，以及制造业面临的特定制度障碍等方面存在显著鸿沟。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依赖低端制造业实现腾飞的传统东亚模式在印度遭遇了结构性瓶颈。

本文摘自《打破常规：印度特殊的繁荣之路》，仅供读者参考。

【文/ 拉古拉迈·拉詹、罗希特·兰巴】

简单地说，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推动经济现代化，比印度领先10年左右，速度也更快。从数学学习中我们可以知道，剩下的就是复利计算：印度在今天的经济产出相当于中国在2007年的水平，即便在未来实现与中国过去相同的增长速度，也落后16年之久（截至该书英文版2023年出版时）。当然，印度如今可能无法实现如此高的增速，即便各方面条件良好，印度的追赶也需要更长时间，因为中国不会原地踏步。

中印两国有着很多的不同，包括历史进程、族裔多样性、政治制度乃至人口结构等。所以，对任何几个关键差异的强调都有可能忽略其他许多方面，就像佛教经书中讲述的六个盲人摸象的故事所示。但无论如何，我们仍要做些尝试。

基础教育

20世纪的共产党政权通常会大力投资基础教育，部分原因是他们强调平等，也或许是因为文化普及可以让普通民众熟悉共产主义经典。中国亦不例外。印度人在1950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年，中国则是1.8年，此时距离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刚过去1年。到1980年，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早期阶段，民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5.7年，而印度只有2.5年。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启动改革时，也只把教育水平提高到了3.6年。

这个差距为何至关重要？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指出，中国的增长故事具有自下而上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在廉价信贷和放松营商环境的支持下，有无数小企业在农村地区成长起来。许多这些小型乡镇企业在特定产品——从门把手到机械螺丝——形成生产集群，并成为中国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链的关键组成部分。黄亚生认为，印度没有以类似方式起飞的原因就在于国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远逊于中国，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经营一家小企业需要识字、算数和基本的会计知识。在经济放开的时候，掌握这些技能的中国人更多。而印度只是在自由化改革逐渐凸显了对受教育劳动者的需求之后，才开始增加对教育的投资。

为什么印度在大众教育的早期阶段表现不佳？在经典作品《儿童与国家》（TheChildandtheState）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迈伦·维纳（MyronWeiner）认为印度在独立之后的40年里没能把大多数孩童送进义务性质的小学教育体系，其根源在于种姓制度和经济等级制度。精英群体完全没有兴趣给下层种姓和贫困人群提供教育。除提高农业工人的地位，增加他们对自身命运的不满之外，教育对他们还能有什么好处呢？

奇特之处在于，民主制度也没有推动政客增加对初级公共教育和医疗的公共支出。或许是因为以种姓制度为背景的农村等级制度剥夺了穷人的权利，印度宪法的缔造者安贝德卡尔（B.R.Ambedkar）就持这种观点。或许是因为国民需要首先获得最起码的教育，才会有意识和能力去要求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又或许是因为在自由化改革创造出更多工作岗位，凸显教育水平缺口之前，民众并未认识到教育等公共服务的重要性。与许多情形类似，真实情况可能是上述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推行经济自由化以后，民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开始快速增加。到2015年，印度与中国的差距已缩小至1.5年。这一成就不同寻常，但印度中小学教育的内部质量差距依然很大。对许多孩童来说，他们所处年级的学习要求与他们实际掌握的知识仍有相当大的缺口。印度已实现了让绝大多数孩童入学的任务，接下来必须要做的是改善学习的质量。

政府的分权化与扶持策略

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第二个关键要素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体系。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类似，中国在营商环境指标上的评分并不特别突出，例如开办企业要完成的各种手续花费的天数。世界银行反映企业监管及执行情况的数据库显示，中国在2006年排名全球第91位，位居塞尔维亚和黑山之前，略微落后于也门。中国在2013年依然排名第91位，位居所罗门群岛之前，牙买加之后。

印度在这两个时点则分别排名第116位和第132位。简而言之，中印两国在营商指数方面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

那么，营商环境便利度不重要吗？它是重要的，但中国人用特殊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外界认为中国的权力高度集中在最高层，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权力却被分散到了各级地方政府手里。在邓小平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推动中国经济脱离传统经典模式之后，最高领导层就只负责制定总体政策，而让各级地方政府站到增长洪流的前线。

芝加哥大学教授谢长泰认为，中国的市长有很多办法扶持特定的企业。谢长泰描述了2013年对某个中国城市的访问，当地有7位副市长主要负责招商引资，并处理若干特惠企业遇到的问题，每位副市长对接30家左右的企业。

相反，印度始终采取的是更为集中化的治理体系。印度宪法只把治理权力分散到邦一级，而且在之前几十年中，各邦的政府还很容易被联邦政府解散。城市、乡镇或村级地方政府在初期没有被赋予权力和资金，人员也严重短缺。原因我们稍后再述。即便通过宪法修订创建起第三层级政府之后，到目前为止下放的权力仍非常有限。

所以，印度各邦政府如今在为招商引资而竞争的同时，它们还管辖着数量极为庞大的民众。印度某个邦首府的工业部长并不像中国的副市长那样有着明确的职权范围和广泛的权力，而联邦政府委派的地方税务官又没有什么动力去推动增长。偶然会出现用发展业绩打破常规的印度官员，但只是这一规律的例外。我们在中国的高速发展时期看到的竞争性政企关系——既促进了增长，又制约了过分的任人唯亲和腐败泛滥——而这尚未在印度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