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发挥本国优势

为推动印度经济增长，还有另一条路径。印度可以着重发展由其受过良好教育且技能熟练的人群所提供的服务的出口业务。尽管这一群体在印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小，但人数仍有数千万之多。这样的策略将基于印度的自身优势。该国在全球软件产业中早已声名远扬，而且如今它也出口许多其他服务，其服务出口占世界服务出口总量的5%以上，而其商品出口占比还不到2%。

从高盛（Goldman Sachs）到劳斯莱斯（Rolls-Royce）等一众跨国企业，皆于印度的全球能力中心（GCCs）广纳贤才，吸纳优秀的印度毕业生。在这些全球能力中心里，工程师、建筑师、咨询师以及律师们各司其职，打造设计方案、拟定合同、创作各类内容（涵盖软件编写），这些成果随后被巧妙融入销售至全球各地的制成品与服务之中。截至2023年3月，印度的GCC数量占全球GCC总量的一半，麾下雇佣多达166万印度员工，年营业收入高达460亿美元。

资料图：印媒

新冠疫情大流行致使人们的工作模式发生变革，加之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让印度各行业专业人才有能力提供范畴更广的远程服务，不局限于咨询与远程医疗，甚至延伸至瑜伽教学等领域。当服务实现虚拟化后，服务提供者与客户之间物理距离相距十英里还是一万英里，已无关紧要。一位身处海得拉巴的印度顾问，现今可代表一个几乎遍布全球各大洲的员工团队，为西雅图的客户进行演示，其不但接受过优质教育、英语表达流畅，且所收取的服务费用仅相当于美国同行的四分之一。

事实上，印度制造业也在这些变革浪潮中斩获了一定益处，尤其在那些工程、创新、设计要素优先于单纯制造流程的领域表现较为突出。

举例来讲，钦奈的阿格尼库尔公司（Agnikul）专注于小型卫星发射项目，在工厂内3D打印定制火箭，将传统制造供应链全然摒弃。还有一家名为蒂尔菲（Tilfi）的公司，通过自营网站把手工编织的巴拿拉西真丝纱丽（Banarasisilksarees）推向全球市场，并且聘请专业设计师为传统手艺人精心打造新颖样式，而这反过来也有力激发了这些手艺人持续创新的热情与动力。

毋庸置疑，印度应当善用自身长处——数百万具备高技能、创造力且接受过良好教育，还精通英语的劳动力群体。然而遗憾的是，即便印度每年有150万工程专业毕业生，却依旧深陷高素质劳动力匮乏的困境。事实上，印度国内仅有为数不多的院校，其教育质量能够企及全球能力中心（GCC）或阿格尼库尔（Agnikul）这类公司所设定的标准。按照职业技能评估公司维博思（Wheebox）的估算，近乎半数的毕业生难以胜任工作岗位要求。

事实上，这批毕业生里有相当一部分仅需接受少量补习教育，便能顺利跟上学习进程。但就众多印度学生的状况而言，教育资源匮乏问题相当棘手。

虽说几乎全体印度儿童都能获得入学就读的机会，可一旦升入三年级，达到二年级阅读能力水平的学生占比还不到四分之一。那些学习进度滞后的学生在后续学习中愈发难以追赶，继续留校学习的意义也随之降低，致使越来越多孩子选择中途退学，转而从事低技能类工作。也正因如此，当前印度农业劳动力的比例持续上升，这与全球其他经济迅速增长国家的发展走向全然相悖。可以说，印度当下正遭遇一场严峻就业危机。

因而，印度在着力开拓由创新引领的高科技产业之余，还需创造出更多契合现有劳动力技能层级的就业岗位。同时，印度务必在短期、长期内提升教育水准以及职业技能培训，保障工人能够契合未来工作所需。政府在推进改革进程中需留意到，应对这两大挑战的举措实则彼此关联。

例如一项研究显示，若政府运营的托儿所聘用一名兼职工作者，可能是一位接受过高中教育的母亲，那么儿童的学习成效便会显著提升。当下，印度有超100万家此类日托机构，这便意味着或许会有100多万名工人迈向长期稳定就业之路。

同样，通过财政支出资金支持职业教育与学徒培训项目，能够助力学生顺利跨越就业门槛，将数百万潜在劳动力转化为具有生产力的工人。医疗护理人员、管道工、木匠和电工等职业的需求一直旺盛。

资料图：印媒

五、未来发展

倘若能够将扶持企业的改革举措，尤其是聚焦于服装、酒店以及旅游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里的中小企业改革，与之进行有机整合，那么印度便有希望为更多民众拓展就业渠道。不过，这一目标的达成需要有精心谋划、周全布局的改革规划作为支撑，而改革进程中所需的部分资金，可以考虑通过对之前承诺给予大型制造商的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补贴予以重新调配来获取。

从长远视角审视，扩增儿童保育、教育以及医疗等机构的数量，并同步提升其质量水准，是深度挖掘印度最为关键资产——人口潜力的唯一有效路径。当前，这些领域的公共支出处于较低水平，而这恰恰应当被视作难得的发展契机，毕竟这意味着这些领域蕴含着极为可观的增长潜能。

印度还可凭借规模庞大的海外侨民所蕴含的力量，创建新型高等教育院校与研究机构，扩大高技能人才培育规模。当民众掌握了适配技能，并与以创新为导向的机制规划深度交融、协同运作，企业便能在那些看似最不具可能性的地域、领域成功创造就业岗位。毕竟，印度的软件产业并非依靠政府推动才得以发展起来的。

保护主义的逐渐升温是否会对这条发展道路形成阻碍？未必。

高端服务出口若采用虚拟交付形式，基本上不受地理国界的制约。不仅如此，发达国家同样也在全球范畴内开展类似服务出口，例如美国的管理顾问以及风险投资家等。这或许意味着，在这些特定领域当中，保护主义的影响力已有所降低。再者，鉴于发达国家正面临人口老龄化挑战，这些国家能够从印度提供的远程医疗服务当中获取诸多益处，对于其减少对外籍医生、护士的需求有着积极助力。

归根结底，倘若印度能够规避走上与中国雷同的发展路径，这将会给全球带来“积极正向”效应。一个经济增速更为迅猛的印度将具备更强购买力，可以从其他国家购入更多商品；同时，凭借高附加值服务业驱动经济增长，印度也能够削减其在环境、气候方面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印度的确存在避免陷入“未富先老”困境的契机，但这绝非易事，关键在于顶层发展理念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