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国原油进口4.6亿吨，对外依存度71%，天然气进口约9000万吨（1257亿立方），对外依存度43%，随着国内经济与消费增长，原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依然有上升趋势，为我国能源安全带来考验。

虽然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据，中国页岩气储量高达36.1万亿立方米以上，高居全球第一，而实际上这部分页岩气能够被勘探开采的非常有限，中国的地质条件、资源条件以及技术等方面不可与美国同日而语，但是有些经验和单个技术方面还是可以跟美国学习的。

我们不一定要期待，放开石油天然气上游资源勘探开发合资、合作的限制，就立马能为上游供应带来变化，但至少上游主体增多、竞争活跃后，有利于新技术与资金的引入，从而有利于供应的可能增加，再配合国家管网作为基础设施对第三方开放，下游用气方将面临更多选择与更合理、市场化的天然气价格。

目前来看，天然气对中国市场而言，依然可能存在“溢价”问题，包括以下可能原因：

（一）市场分割、供不应求的局面。因为管道气运输对基础设施的依赖，中国进口管道气很难依据市场价格调整供需——有需求地方可能管道不完善，气过不去造成价格抬升。市场分割的局面不利于统一价格的形成，这也造成了贸易商在“囚徒博弈”的困境下，难以寻求效益最大化，从国家的角度来讲，这是一块损失。也是在这样背景下，独立、公正、公开、透明的第三方交易中心对于解决市场分割，维护国家利益具有重大意义。

（二）定价机制问题。天然气市场发展时间比原油市场要短的多，市场成熟度也不及原油市场，导致天然气在全球贸易初期依赖于原油定价，比如东北亚LNG贸易经常挂钩于日本JCC价格。但天然气作为独立能源产品，在现货市场上，经常是跟原油价格脱钩的。这就导致采用不同气源竞争定价的北美与英国市场，与亚太地区天然气市场脱钩，造成一定贸易风险。

（三）“能源安全溢价”也可能是“亚洲溢价”的部分原因。中国作为最大能源消费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高于70%与43%。作为集中采购与报价的买方，中国应当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但较高的对外采购依存度制约了国内能源独立供应能力，从而制约了中国买方议价。国有垄断机制虽然形成了集中对外报价，降低了贸易“囚徒博弈”的成本，但同时让技术与生产力无法在市场化竞争环境下得到提升，较为滞后的技术能力与保护能源安全的诉求，不得不使中国在能源贸易上承受西方资源掌控国对能源的溢价。

从以上几点来看，放开上下游准入，不仅有利于促进竞争，优化国内石化能源供应，同时有利于理顺石油天然气价格机制，在中国金融软实力提升同时，提升中国在全球石油天然气市场的话语权。

油气开采 图自网络

以更大的开放吸引外资，冲破发展瓶颈

取消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限于合资、合作的限制，对于跨国油气巨头而言，无疑深受鼓舞。

在取消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限制之前，已经有不少跨国油气公司参与到了中国油气开发项目，基本都是以入股的方式参与。包括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在鄂尔多斯盆地参与过致密气开发项目，雪佛龙在四川参与过高含硫气田开发项目，BP、壳牌在四川参与过页岩气开发项目，康菲石油公司参与过渤海海上油田项目。

去年，埃克森美孚公司宣布出资100亿美元在广东建设大型独资石化项目，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化学公司也宣布投资100亿美元在广东湛江建设独资精细化工一体化基地。去年10月，中海油与壳牌在荷兰海牙签署惠州石化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根据协议，双方将打造一个规模和竞争力都具备全球一流水平的大型炼化一体化基地，探讨双方当前位于广东惠州的南海项目以及进一步合作建设生产装置。

进一步开放对于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力度与技术进步，无疑是重大利好。在当下国内油气企业纷纷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增储上产的背景下，可以说传统能源垄断企业在人才、技术、资产等各方面逐步具备了与外资竞争的条件。

未来，我国在油气进出口管理体制、管网运营机制、下游竞争性环节改革、油气产品定价机制、国有油气企业改革、油气储备体系、油气安全环保等各方面进一步深化推进改革，这些改革的推进对于中国在开放环境下，构建国家竞争力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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