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政府报告说，这项特别国债是“为了系统解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些重大项目建设的资金问题”。如何解读今年这项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战略意义和作用？

屈宏斌：今年的特别国债也有新的背景与新的含义。一方面，虽然国内疫情结束，但是经济上仍然存在所谓“疤痕效应”。比如对民间投资信心和消费者收入的冲击，仍留有一定的影响。

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且需要加快产业链的建设。尤其在科技领域与未来领域，因为我们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来自外部的挑战，比如以“脱钩断链”为代表的美国对于我们的科技围堵。二者相叠加，我们便需要政府增加经济支出以对冲负面影响。

这次国债主要着眼于中长期的现代化产业链建设。产业链的发展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并非一年两年就能速成，应该提前做好部署、脚踏实地落实。具体落实的方法，除了已有的政策之外，国家还要有一定的资源倾斜，在中长期产业建设的布局方面，做一些重点的支持。

发改委主任郑栅洁在编辑招待会上，对此展开了详细的解释：此次特别国债跟国家宏观上中长期的发展战略是相契合的，具体领域包括科技创新、人口高质量发展、粮食能源安全、城乡融合发展等领域。

观察者网：您曾在去年提出“中央应该发1-2万亿的特别国债，重点支持受疫情冲击比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家庭”，我们这项连续几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特别国债的投向应该向哪些方向倾斜？

屈宏斌：去年特别国债的确发行了，但与我原来所建议的方面有所差异。去年我侧重的是当时的经济状况，希望通过政府给中小微民营企业扶持。

因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是民企，民营经济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具有“56789”的特征（注：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版图中贡献50%以上税收、60%以上GDP、70%以上技术创新、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我国每年的技术创新70%是来自于民企。而民企中，中小微企业又值得特别的关注与支持。

因为头部企业当上行业领头羊后，实际上就不缺资金了，真正资金短缺的是这些科技型、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中小微企业，而它们通常都是民企。

短期来看，就业增加带来收入的增加，进一步导致消费的增加，这与我们消费扩大的战略也相契合；长远来看，民营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增加创新能力也能提升社会整体的创新信心，新质生产力便得以顺理成章地实现。支持民营企业可谓是利当前而惠久远。

山东辛化硅胶有限公司，工人在包装出口的猫砂产品。图自新华社

观察者网：财政力度的加码，是不是可以缓解房地产和地方债务领域普遍比较担忧的危机？

屈宏斌：财政政策力度加大当然有助于稳定房地产市场，但仅仅依靠财政政策加码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其他政策方面来配合，从而形成合力，达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局面。

具体而言，比如限购令、限价令，这些是当时市场情况下为了防止房地产过热的政策，而现在房地产风向下行，出现过冷的趋势，此时这类政策就已经过时了。这些政策操作方面，要因城施策。

同时需要辅以融资方面政策。本轮房地产市场调整是从融资方开始的：从“三道红线”到后来的进一步加码，地方政府设立房地产资金特殊账户，一些政策导致房地产资金的流动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收缩，随后导致了房地产市场向下的趋势。

现在我们认为房地产调整可能有超调的风险，开始着手进行政策纠偏，希望稳住房地产。我觉得“解铃还得系铃人”，可以从融资角度入手制定政策。当然现在已经出现了纠偏性的政策：之前有三道红线，现在有对应的白名单。政策开始落实，房地产市场也在发生转向，但客观上，目前是“亡羊补牢”性质的政策，其效果难免有点滞后，希望执行层面能更具效率。

房地产问题包含房地产本身的行政措施，特殊领域的融资措施，甚至包括银行利率——最新的5年期利率的下调也是一个利好房地产的条件。房地产市场需要综合各类政策，形成合力，才能防止房地产市场出现向下超调，以至于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过去，房地产产业出现过热迹象，存在风险，政府调整政策来化解风险。从事后判断，当时的政策出现了“群殴”、用力过猛等问题。现如今，大家有一个共识：房地产需要稳住，不能再进一步下行。

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层面，我们的制度有明显的优势：因为我们是统一领导，所以协调能力更强，更容易形成政策合力，希望在稳定房地产方面能得以体现。

2000年以来中国GDP增长速度。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IMF预测

观察者网：《政府工作报告》吹风会上，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表示，要谨慎出台收缩性抑制性举措。这次财政力度加码，是否会改变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走势？

屈宏斌：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当谈到如何看待目前经济形势的时候，政府勇于直面问题：我们仍然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部分产业产能过剩、供给侧产业链受到冲击等问题。

实际上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我们要去着力解决问题、提升信心、扩大有效需求，进一步优化产业链，这是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

过去10年经济增速不断放缓，背后的原因，包括所谓的“合成谬误”、在“破和立”的协调方面存在缺陷等。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先立后破，言外之意就是过去在“破”和“立”的协调过程中，还没“立”就“破”了。这导致了有些政策相互矛盾，没有一致性。以上种种原因导致经济增速不断下台阶，进而带来社会预期不断转弱，需求始终存在缺口。

现如今，决策层已经看到了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出台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希望扭转下行趋势、提升信心。事实上，争取实现今年制定的5%增长目标是扭转近10年来经济增长不断下台阶的重要拐点。

中国经济增速从2012年的7.8%甚至之前的双位数，到疫情前已经下降到6%，三年疫情平均是4.5%。由于主客观原因，经济增速连续不断地下台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难免会出现信心不足、预期不好的问题。

如果今年我们能利用好政策空间止跌，争取一个真实的5%，更重要的是能让大多数市场主体感受到经济有所企稳回升，自然有利于扭转上述的需求不足、预期偏弱、信心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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