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来谈谈我如何判断中国数学的成就。

从1979年我踏入北京的土地，直到现在我每年都会到中国，无论是内地、台湾和香港，平均起来，总共的时间总有几个月，而每年到我在美国任教的地方学习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也是为数不少。这十多年来，我门下弟子回国的也不是小数，包括两个影响深远的院士。到如今，我也替中国建立了八个以上的数学研究所。我自己做的学问，也横跨基础数学、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所以我对中国数学的情况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但即使如此，我对中国数学的了解直到去年才更深入。

2022年，中国科协领导来清华大学和我见面，希望我带领中国数学在国际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在北京市支持下，去年我和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的同事们筹办国际基础科学大会，邀请了全世界在数学、理论物理和工程上有重要贡献的学者，齐聚北京，讨论最前沿的学问。

我们同时设立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国际奖项，叫做最佳论文奖，计划在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上颁发。

我们将数学、理论物理和工程的主要方向分为大约40个分支方向。每个方向找到五位该领域最活跃的专家，有欧洲的、有美国的、有俄罗斯的、有以色列的、有日本的、有印度的。

我们邀请的评委中有五位是菲尔兹奖得主、两位是诺贝尔奖得主、两位是图灵奖得主，还有多位获得其他国际大奖的专家及60多名世界各地的科学院院士，全部约160多名大学者。

由这些学者一起评估，选出过去五年发表的最佳论文。这些论文应该能够准确代表数学发展的方向，而且获奖者也是实至名归的。

我们邀请的160多名评委经过一个多月来日以继夜的讨论，在数学学科中选出了110篇近五年来最杰出的论文。为了客观和公平，我们又成立了一个由30多位杰出学者组成的复审委员会，最后挑选了85篇最佳论文。整个评审过程都是由全世界最权威的专家严谨参与的，是我所见过的最具公信力的评审过程！

评审的结果令我十分惊讶！在85篇论文中，只有6篇是国内大学教授的作品，而由美国大学教授作为作者的论文却有70多篇！（不少论文有超过三位作者）

我们所有涉及到评选的会议和讨论都由中国的大学教授担任召集人，歧视中国学者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最佳论文奖的评选结果可以用来作为一个中国数学和世界前沿比较的指标，它具有说服力地反映了国内数学的真实水平。

结合我们的评奖结果，再比较国内很多重要奖项的评奖结果，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国内现有的评估没有“真实”地把中国学者的水平展示出来。比如，很多国内得到重要奖项的学者们并没有入选，这说明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进入世界数学前列，没有得到国际同行的普遍认可。

第一件值得讨论的事情是，这十年来，中国经济崛起，虽然个人财富还比不上美国，但是国内杰出学者得到的薪酬和房子的资助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美国教授，深圳、上海、杭州等地方都有极为丰富的奖励。听说浙江省有个“鲲鹏行动”计划，提供六千万人民币的天文数字！有好几位数学家因此受益。但是让人遗憾的是，这些奖项的获得者并不是上述五篇得奖论文的作者。

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华裔学者在美国名校可以做出最前沿的学问，在中国名校却有困难。

即使在海外的华裔学者，这40年来的工作，除了张益唐的著名工作以外和当年陈省身先生再微分几何及周炜良（Wei-Liang Chow，1911-1995）在代数几何上的重要工作是无可比拟的。

不能说海外的华裔数学学者的志向就一定单纯，但是没有被中国“帽子”包围、被中国院士的荣耀引诱，还是愿意力争中上游。但是和陈省身先生的工作，却难以相提并论。

我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很久，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诱导学者做学问的方法太过注重于物质的奖励，没有照顾到学问本身内容的成就。

我们有大量的优青、青千、杰青等奖励方式，很多高校规定他们只给这些有“帽子”的学者提供丰厚的薪水及住房津贴，因此所有年轻的学者为了“帽子”而拼命。

由于缺少国际上特别杰出专家的评估，大家对于学习和在科学上的成就，不是夸大其词，就是言不及义。

年轻人不敢去做最前沿的学问，因为部分评委不懂这些前沿学问，也怀抱私心，他们恐怕前沿学问在中国流行以后，他们自己没有一席之地。

鼓励大学和年轻人建立明显的目标，至少有十间大学希望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而年轻人的志气必须改进，至少有一小批的年轻学子有志气成为世界一流的学者，做出突破性的工作，能够在学术界引领风骚，影响数学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一生的志愿就是拿政府颁发的“帽子”，做个院士，甚至得到诺贝尔奖。做学问的的目标是要找到大自然的奥秘，找到一切有意义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