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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历史是西方建构世界帝国的历史，那么这个历史进程当然会遭遇到各种反抗，并改变世界帝国的建构和演化。比如，正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抗，导致美国放弃殖民地的“有形帝国”方案而全面转向建构“无形帝国”，更多依靠科技优势、金融垄断、文化意识形态来控制世界。

由此，世界帝国就变成美国通过科技、经济、金融和文化观念的“全球化”建构起的一个越来越坚固的底层，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而在资本主义底层之上，则建立起法律形式上独立平等的主权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社会。

这种世界帝国构造必然形成底层的资本主义与上层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即每一个民族国家都试图借助自己的力量来控制它。由此世界帝国的历史就成为不同国家争夺对资本主义底层的控制过程。

这种争夺往往会发展为世界大战，其结果是最强大的国家才能获得控制权，而它也必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重新塑造这个世界帝国的资本主义底层，从而推动世界帝国形态的演进。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全力打造“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来源：usanasfoundation.com）

世界帝国之所以从大英帝国向美利坚帝国转移，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英帝国缺乏足够的政治力量来掌控这个底层的“自由贸易帝国”。

美国的世界帝国建设不仅在于大幅度强化对底层资本主义的控制，更重要的是推动对主权国家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造，并由此组织其联盟体系，来解决底层资本主义与上层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解决民族国家争夺对底层资本主义控制权的斗争，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底层的“美国性”与上层民族国家的文明多样性之间的“文明冲突”。

只要这个国家建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底座上，只要这个国家是自由开放的民主化国家，那么来自底层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力量，包括经济的、金融的、文化传媒甚至军事暴力，就会控制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

这才是民主化缔造“永久和平”的秘密，即弱小的民主化国家必然沦为世界帝国的准殖民地，而强大的民主化国家也最多扮演起世界帝国行省的角色，因为民主化的政府不过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底层势力的资产管理委员会。

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帝国对内始终要提防帝国行省的崛起和反叛，对外要镇压不受“全球化”底层资本主义控制的国家和政权，特别是有可能对这一秩序构成破坏的国家和政权。

从这个角度看，冷战起源于一种“反世界帝国”乃至“逆全球化”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在经济、金融和文化上完全脱离西方几百年来“全球化”所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的底层架构，并由此建构了属于自己的经济、金融和文化的基础，而且在政治制度上彻底斩断了全球经济资本力量对本国政治的控制，从而获得了高度的政治自主性，并以此来建构一种新的世界体系。

在这个意义上，冷战乃是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中心推动的两种“全球化”乃至两种世界体系之间的竞争。因此，后冷战以来的历史，既是美国通过“全球化”来建构世界帝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反世界帝国建构、推动全球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历史。

因此，“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趋势是“世界帝国”的单极化建构与“反世界帝国”的多极化建构之间的斗争，以致任何具有“全球性”的重大事件，都会围绕美国推动的世界帝国的“全球化”形成截然分裂的两种立场。

冷战的“铁幕”缓缓拉开（来源：showme.com）

只有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一八四〇年以来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历史遭遇，才能理解所谓古今中西冲突的深层根源，即中国面对世界帝国扩张的两难：既要在经济底层上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又希望在政治上层中保持国家主权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避免沦为附庸国或帝国行省的地位。前者是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必然，而后者则是几千年文明培育出来的政治自觉。

近代中国融入全球底层资本主义的进程恰恰是中国逐步沦为世界帝国附庸国的半殖民地化过程。由于“巴黎和会”引发的五四运动乃是中国人面对世界帝国体系的一次政治觉醒，如何摆脱全球化底层资本主义带来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帝国统治，努力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真正独立平等、团结互助的世界新秩序，成为“五四”以来中国人的世界政治意识。

这种对世界新秩序的政治意识反过来推动了国家建设，推动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要真正读懂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史这“四史”，还必须读懂作为其底层架座的全球史——尤其是世界帝国史——这“第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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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中国人面对西方世界几百年来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面临的问题与百年前依然相似，那就是，中国究竟是要将自己改造成为世界帝国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世界帝国的行省或“远东之锚”，还是保持自身的政治自主性、文明自主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道路自主性，继续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并在联合国这个全球民主体制下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国是全盘接受西方文明控制下的“普世文明”，还是推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从而推动“文明复兴”，并在文明复兴的背景下与其他文明展开“文明对话”，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想要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我们必须思考并积极建构全球政治秩序和人类文明秩序。

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来源：北京周报）

因此，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理解不能简单地按照国际政治理论的标准范式，将其理解为老牌强国与新兴强国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竞争。

中美竞争的实质是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与美国所建构的世界帝国围绕全球秩序和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走向展开的竞争。是选择以美国为主导的、加剧全球矛盾与冲突的世界帝国体系，还是走向中国基于“天下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全球共同发展、共享繁荣，是未来全球格局和全球治理面临的关键。

面对今天全球大变局，我们思考的理论工具不能再局限于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围绕主权国家建构的理论，以及由此而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有必要恢复“帝国”和“文明”的理论视野，重新考察人类历史上文明帝国的演变、世界帝国起源及其奠定的秩序，重新考察世界帝国的形成如何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演化进程，在“全球性”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历史意义。这无疑是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应有之义。

《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美国建构的全球法秩序》书影（来源：微信公众号“香港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