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和平演变”与“中美共治”：美国对华的“接触”战略

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之际，美国战略界发起了“误判中国”的讨论。这次讨论与1949 年后美国讨论“失去中国”一样，表明美国对中国政策上的连续性。从《中美望厦条约》开始，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推出“门户开放”政策开始，美国就将中国看作其迈向世界帝国的垫脚石。为此，美国在中国进行持续不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投资，从而希望将中国变成依附于美国的重要政治力量，这个定位尽管表面上是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的战略盟友，而实际上则是“主—从”结构的“附庸国”。

在美国战略构想中，中国之于美国，犹如印度之于英国一样，是其建立世界帝国的重要战略基地。因此，1949 年美国内部对为什么“失去中国”的检讨，实际上就是在检讨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为什么扶持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最终导致失去了清末以来不断取得的特权。而在 2017 年，美国对为什么“误判中国”的检讨，实际上也是在检讨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为什么寄希望于中国内部民主自由化而失败，从而失去了“遏制”中国崛起的最佳时机。我们只有理解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布局，才能理解中美贸易战在大国较量的“修昔底德陷阱”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关于发展道路、政治体制、文明传统和地缘政治的较量。

二战之后，核武器的使用使得大国较量很难诉诸直接的武力冲突，这就意味着世界帝国的权力更迭很难采用历史上惯常采用的战争和军事征服手段，而必须探索新的方式，这就是“冷战”的方式。“冷战”不是没有战争，而是没有发生使用核武器的大规模世界大战，相反始终通过代理人进行小规模的、范围可控的军事冲突，与此同时，战争从单纯的军事战场冲突变成了一场更为隐蔽的总体战，即采取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和文化领域的全面较量和不断渗透进行“和平演变”。这两种战略成为“冷战”的常规手法，前者就是围堵遏制，后者就是接触诱导。

由此，“冷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现代化发展道路之争，更是两种帝国战略方式之争。苏联更多采用比较原始的、暴烈的军事胁迫手段，而美国则采用更为现代的、更为柔性的“和平演变”的接触诱导手段，最终追求“不战而胜”。我们只要对比 1949 年之后苏联影响中国的方式与改革开放之后美国影响中国的方式，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种建构世界帝国的技艺存在巨大差异。

（一）体制改革与“和平演变”战略

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实际上基于一套简单的现代化理论，即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必然推动市民社会的兴起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自由化，最后必然带来多党政治的政治民主化。而一旦实现政治民主化，则所有竞争的政治势力最后必然投靠资本力量。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资本主义多党制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控制的一党制。美国可以通过掌握全球资本来控制意识形态、控制各种政治力量，最终建立起以华尔街为首都的世界帝国。当然，华尔街的金融体系必须以掌握全球军事暴力为后盾。美国自由派建构者的世界帝国有许多美好的称呼，比如“自由帝国”“金融帝国”“资本主义帝国”“人权帝国”“民主帝国”等等，但这都是对“新罗马帝国”的具体阐释，即不再像罗马帝国那样单纯诉诸暴力，而是采用更为复杂、更为抽象、更为精巧的多种手法。这多种手法相互配合，构成“和平演变”战略。

在漫长的“冷战”岁月中，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刚好落入美国“和平演变”的战略中，因激进的经济私有化、思想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而迅速解体。中国在 1980 年代同时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同样遭遇了“和平演变”。幸运的是中国渡过了这个难关，保持了政权稳定和国家统一。与此同时，苏联解体恰恰作为前车之鉴，让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对“和平演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警惕。尽管如此，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为“和平演变”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从经济上看，市场化经济发展迅速培养起一个经济力量雄厚的商业阶层。他们在经济上与西方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大力量乃是高度依附于西方的金融资本阶层。形成一个跨国的、隐形的买办阶层。这个阶层崇尚西方文化、认同西方世界，利用金融资本、裹挟着政府权力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个阶层深度渗透到媒体、教育等各个领域中，试图掌握中国的文化领导权。甚至于这个阶层希望通过私有化和民主化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更直接的权力。

比较之下，在中国共产党宣布“三个代表”之后，大多数从事实业的民营企业家始终关注自己的“政治待遇”问题，他们要为自己的财产和市场经营寻求政治保障。为此，民营企业家通过各级工商联、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稳步地进入政权建制中，甚至一度将民营企业家能否进入中央委员会看作民营企业家政治待遇的风向标。当然，如果将整个民营企业阶层看作是推动民主化的动力，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也是幼稚的。事实上整体民营企业阶层希望中国政治保持稳定，尤其是希望稳定的政府遏制民主化带来的民粹主义倾向。然而，由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对外高度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他们不仅受到资本力量的盘剥，又遇到国有企业的压力，也没有能力参与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国家政策辩论中，若缺乏正确的舆论引导和政治教育，这个阶层也会成为推动“和平演变”的力量。

从政治上看，在中国政府主导推动的市场经济改革中，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少官员变得日益腐败。他们要么主动寻租，要么被商人所“围猎”，从而和商业阶层形成利益裙带关系，以至于中国经济发展一度被批评为“裙带资本主义”。这种官商勾结形成了各种山头、团伙和利益集团，资本势力在党和政府中不断渗透，编织并扶持自己的利益关系网络，甚至寻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而不少掌握高层权力和国有资产的权贵也开始幻想着通过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名正言顺瓜分国有资产，像苏联的高官一样摇身一变为权贵大亨。由此在各种“圈子文化”中散布出来的“沉船论”，使得不少官员的政治立场发生动摇，并为自己偷偷安排后路，甚至将资产、家属和子女安排在国外，以至于出现了“裸官”这种现象。在后来中央开展严厉反腐败斗争中，有很多官员就是因为丧失政治方向和政治意志、贪污腐化和“两面人”而受到惩处。

从思想文化上看，近代以来，美国对中国的长期文化渗透培养起一个稳定的亲美文化阶层，他们信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接受美国人关于“历史终结”的论述，以一种“不可一日不拱卒”的宗教热忱投入到配合美国“和平演变”的事业中。由此，商业资本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控制的文化传媒体系在系统地宣扬自由、平等所带来的价值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股文化思潮在系统歪曲、丑化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全面攻击和解构中国共产党树立的道德楷模和英雄形象的同时，却在不遗余力地美化、怀念民国时代。一时间“民国粉”成为文化潮流，“小鲜肉”成为年轻人的审美偶像。一句话，整个中国的文化中产阶层在追逐财富的纸醉金迷中日益走向沉沦。

2008 年尽管是中国崛起的标志年，但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自由派在理论上用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否定之前毛泽东时代的建国后三十年，主张在经济改革取得成就之后必须尽快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不仅经济改革难以继续下去，而且连经济改革已取得的成果都难以保住。这种舆论希望利用中国政治领导人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全力推动关于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等政治体制改革议题，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化。而此时，美国在中亚、中东推动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在实践中“颜色革命”已经和国际政治力量、互联网技术结合在一起，成为一套高度技术化、可以标准化培训的颠覆政府的政治操作手册。在这种背景下，自由派也开始尝试运用新兴互联网手段来组织公共抗议事件，甚至连美国驻华大使都出现在公共抗议现场，试试在中国开展“颜色革命”的水温。而此时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雨伞革命”和新疆分裂势力的恐怖主义已经在外围对中国政治发展构成巨大压力。

市场资本主义及其享乐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高歌猛进，必然引发波兰尼所说的“社会自我保护”机制。“老左派”“新左派”和“保守派”在中国强势崛起。可以说，中美在经济领域中深度合作的十几年，既是中国经济生机勃勃开始向美国不断逼近的十几年，也是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大分化”的十几年，还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不断成长的十几年。特别是 2008—2018 年这“关键十年”中，不仅中美关系走到了十字路口，而且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也到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不仅在自由派群体中呼声很高，就是在党内也有不少类似的公开主张，若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进行下去；但另一方面，泛左翼政治也在崛起，并与文化保守主义结盟。在这种思想文化大分化的背景下，中央始终强调“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然而，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各种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一度甚至处于白热化状态。尤其在 2012 年之前中国政治领导人交替的不稳定关键时期，美国媒体和政治力量深度卷入中国政治权力交接过程中，关于政治斗争的各种消息往往首先出现在西方媒体上，并试图通过西方媒体的报道来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可以说，这十年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关键十年，也是中美关系历史上的关键十年，甚至是人类历史上的关键十年。

（二）“中美共治”的战略诱导

在这“关键十年”中，虽然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将矛头对准中国，但还没有像后来特朗普政府那样采取直接对抗的“遏制”政策，而是采取一种“和平演变”的战略诱导政策。这个战略的形成固然有美国长期的和平演变思路的影响，但也和当时美国的国内政治相关。2008 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迫切需要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帮助和合作，更重要的是美国金融资本也在逃离金融危机的西方，而希望在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获得巨大利益。因此，西方资本力量也不希望采取“遏制”战略。

在这种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寄希望于多边主义来约束中国，将中国吸纳到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中并安排一个恰当的位置。一方面在经济上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希望在美国主导下建立新的贸易规则来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治理，另一方面在政治军事上重建盟国体系，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围堵。如果说这些策略属于外部推动，那么奥巴马政府推出的重大策略调整就是在设定中国国内“和平演变”议程的同时，也通过设定中美关系来诱导中国进入美国设定的世界帝国体系。

因此，正是在这种时期，美国政策决策者提出种种关于中美关系的新构想。最著名的构想就包括伯格斯腾提出中美之间建立非正式特殊关系的“两国集团”（G-2），形成“中美共治”格局，佐利克提出美国应当让中国成为国际事务中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弗格森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以及基辛格等人构思的“太平洋世界”等等。这些概念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因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开始高度重视中美关系，但另一方面是作为战略诱导，引导中国将自己的利益与美国利益高度捆绑，从而形成“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利益格局，以维持中国出口而美国进口、中国储蓄而美国消费、中国制造而美国金融的分工合作体系，从而将中国有效地纳入到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中，成为控制亚洲的“远东之锚”（布热津斯基语）。在这个体系中，即使形成一个“太平洋体系”，那也是参照“大西洋体系”。美国赋予中国的地位类似于英国或者日本的地位，成为美国治理世界的得力助手。

chimera是嵌合的怪物，chimerica与其形似，图片来源：wiki

可以说，面对中国的崛起，推动中国在国内政治中走“和平演变”的民主化道路与在国际政治中以“中美共治”诱导中美合作，是美国对华政策相互配合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一旦完成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就必然产生一个高度依附美国的政权，从而有效地实现“中美共治”的战略安排。但另一方面，一旦接受了“中美共治”的格局，中国就必须在政治上高度依附美国，就像日本那样处于“附庸国”的地位。

但是，“中美共治”的提出对国内不少人无疑是巨大的利益诱惑。在他们看来，从 1840 年以来，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上，要么被西方侵略殖民，要么被西方封锁排斥，现在中国既然能够在美国的帮助下走出“历史三峡”，甚至能获得世界头号强国如此的礼遇，难道对美国的仁慈和善意不懂得感恩、不值得欢欣鼓舞拥抱吗？这实际上相当于恢复到国民党时期的美国东亚战略盟友的地位。当时中国名义上也是与美国和英国作为平等盟国共同处理远东国际事务，可事实是，二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希望收回香港的新界地区都被英国拒绝，至于决定战后远东政治格局的雅尔塔会议根本就没有民国政府什么事，中国事务依旧操持在美苏这些大国的手中。然而，在“历史终结”论的背景下，中国自由派无论对中国政治的构想，还是对中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定位，始终处于政治不成熟的幼稚形态，甚至将曾经的国民党政府所拥有的国际地位视为其最高政治理想，在民主自由的旗帜下享受“美国治下的和平”。

然而，无论是“和平演变”战略，还是“中美共治”战略诱导，从克林顿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其所采取的对华政策取得了总体上的成功。所谓“总体上成功”就是不断推动中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与美国进行接轨，从而建立起美国与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相互沟通、协作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几十年的中美友好关系培养了一个相对熟悉美国、信任美国的精英阶层，从而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友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意识形态。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俄关系，就会发现尽管中国在国际战略上与俄罗斯建立了更为信任和稳定的政治盟友联系，但中俄之间至今缺乏有机的经济联系和文化纽带，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彼此都没有培养出一个能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相互理解和信任对方的精英阶层。而这种经济和文化联系从长远看必然有利于维持中美关系在未来的健康发展。因此，这种经济和文化力量在中国完全有可能发展为促进中美早日结束冲突、走向合作的积极、健康力量，但也可能演变成为配合美国“新冷战”的破坏力量，甚至有可能堕落为摧毁中国政权、促使中国走向分裂和内战的邪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