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陷阱”的本质：全球经济秩序的法律建构

《美国陷阱》所展现的生动个案刺穿了这些年来在中国流行的美国神话，揭示出了美国所推动和建构的全球秩序的政治本质。在这场诉讼中，我们首先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司法部介入到这个案件中，表面上看起来是打击全球腐败的个案行动，而这个个案行动却以“偶遇”的方式在配合通用公司并购阿尔斯通的商业行为。因此，在这场商业谈判中，阿尔斯通公司对手不仅是通用电气，而且是美国司法部。

这些年来，我们接受了美国关于自由市场神话的宣传，甚至否定政府权力干预市场经济，甚至发明“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然而，《美国陷阱》作为生动的个案揭示了美国动用国家权力介入全球商业竞争的真面目。美国司法部之所以逮捕皮耶鲁齐，表面上看起来是打击全球腐败的个案行动，而实际上是在动用政府权力介入到通用公司并购阿尔斯通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在这场商业交易中，阿尔斯通公司对手不仅是通用电气，而且还有美国司法部。

这个案例让我们认识到，美国实际上是这个世界上最隐蔽的、也是最大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通过计划的方式或者国有企业的方式进行，而是以这种精巧的法律之手建构起来的。

《美国陷阱》作者皮耶鲁齐

从理论上讲，美国司法部介入到全球商业争夺是由其资本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控制着国家和国家机器，私营企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进行了深度捆绑。因此，虽然美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是私营企业，但它们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两党都是华尔街利益的代表，美国的国家性质也慢慢从早期的军工联合体的利益发展到最新的科技联合体的利益。军工企业和科技企业在全球竞争的失败，也必然导致美国在全球政治竞争中的失败。因此，美国通过国家法律手段来捍卫这些私营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绝对优势乃是其内在的必然逻辑。

这才是阿尔斯通、中兴通讯和华为所面临问题的实质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读《美国陷阱》恰恰要通过这个案例来认识美国建构全球霸权的政治法律逻辑。目前国内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将企业、市场与政府割裂开来，将经济活动与政治法律活动割裂开来，这在理论上是有局限的，用来指导实践往往是有害的。因此，中美贸易战绝不是简单的经济商业战争，而是政治法律战争。在中美贸易谈判中，我们的代表团的重要成员是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而美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则是具有长年国际法律实务的商业律师。这个差异就足以看出我们对问题性质判断的差异。

回顾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演变的历史，私人海上贸易与帝国海军相伴而行，全球商业贸易与殖民主义相伴而行。私营企业之间的竞争就变成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军事竞争，市场与战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全球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始终与大国兴衰联系在一起，私营经济的争夺是西方列强帝国争夺的主战场。大英帝国崛起“海盗资本主义”就是用国家强力来支持海盗肆无忌惮地劫掠西班牙葡萄牙的商船，最后通过战争摧毁西班牙“无敌舰队”才取得全球贸易的主导权，建立起“日不落帝国”。而欧洲历史上争霸最后引发两次世界大战，都源于私营经济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因此，马克思主义系统批判了这种市场与战场紧密结合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态，一旦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就必然动用国家暴力来保护他们在市场竞争中获胜，资本主义在带来对内剥削的同时必然带来对外战争和殖民。

今天美国对中国乃是欧盟、日本、印度、墨西哥等发起不同形式的贸易战，实际上就是由美国的资本主义性质，尤其是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的本质所决定。这些年来，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下，谈经济不谈政治，以至于遗忘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而《美国陷阱》的故事和中美贸易战活生生历史无疑有助于恢复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常识。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老欧洲”在市场竞争中衰落，美国代表的“新世界”开始兴起。如果说“老欧洲”基于赤裸裸的国家暴力和殖民来保持其在全球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从而形成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相伴而行的初级形态。那么，从大英帝国晚期到美国全球霸权的建立，实际上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为高级形态。

这个高级形态就在于将赤裸裸暴力隐蔽起来，更多其采用法律规则、投资贸易、金融体系、知识产权、人权、法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渗透等来征服和扩大全球市场。如果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就是基于一套复杂的法律规则技术建构起金融、证券、投资和知识产权等来控制市场经济的“上层资本主义”。如果用约瑟夫·奈的概念来说，资本主义的全球霸权更多借助于“软实力”和“巧实力”。

然而，这些概念都不如霍布森和列宁的概念更为传神，即资本主义已经从早期的“殖民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这个高级阶段。这个“上层资本主义”编制了一个超越于主权国家至上的全球金融、商业和法律网络，从而推动建构一个超越于主权国家的世界帝国。这个世界帝国的中心从早期的威尼斯、荷兰一直到伦敦和今天的纽约，以至于推动形成20世纪的英美世界帝国。

正因为这一套复杂法律体系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很隐蔽，以至于在很多人看来，美国乃是自由的象征，而忽略美国的本质乃是资本主义的全球自由帝国。尤其在冷战时代，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美国的自由特征被无限放大，而帝国本质未能充分揭示出来。直到进入后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主宰世界的超级大国，其资本主义全球自由帝国的本质才逐渐暴露出来。

美国精英阶层毫无掩饰地宣称美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主宰全球的“新罗马帝国”。而他不同于罗马帝国的地方就是他将赤裸裸的军事征服尽可能隐蔽起来，而采用各种“软实力”或“巧实力”来建构上层资本主义。比如挟持国际组织的权威来命令主权国家，从而主张国际法高于国内法，人权高于主权；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商业贷款附加私有化、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要求，并编织“华盛顿共识”的软实力来推动弱小国家的体质改革，从而让美国资本轻而易举地控制弱小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政治力量，将其固定在世界帝国体系的边疆地带。

为了推进全球帝国的控制，美国动用各种“软实力”来推动“颜色革命”，摧毁主权政权而建立依附于美国的“附庸国”。只有在这些“软实力”或“巧实力”无效的时候，美国才直接采取军事暴力来摧毁重建，比如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介入叙利亚战争，而今天有准备在伊朗、中国南海和台湾进行军事威胁，以配合对中国的贸易战。

美国正是依靠军事的、经济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复杂手段，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政治上不服从美国，在经济实力上开始挑战美国，就会遭到美国采取各种办法系统打压，即使连美国的盟国都不例外。美国打压日本而签署的“广场协议”是最著名的例子。

至于打压欧元也有各种例子，甚至包括对关键人员设计“司法陷阱”。比如法国人卡恩积极推动欧元与美元展开竞争，并主张欧洲与亚洲联合起来，在全球经济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当他准备参加法国总统竞选的时候，美国就在纽约以“性侵”的荒唐理由逮捕并起诉卡恩并最终无罪释放，但他经此打击已错失参选法国总统的资格，黯然退出政坛。由此可见，孟晚舟蒙狱和皮耶鲁齐的审判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实际上是美国用来打压其经济和政治的竞争对手以维持全球帝国霸权的常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