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仅从中美关系视角而没有从美国内政视角出发。在学科划分上，美国政治一般被划归国际政治领域，中美关系又是国际政治领域的显学，因而很多关于特朗普、“新右翼”的研究都是从中美关系视角展开的。然而，美国政治的主要内容是政党政治、选举政治，应当归属狭义的政治学范畴。狭义的政治学（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国家间关系）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方向。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有着很大不同。特别是对美国、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内政始终比外交更为重要，外交需要为内政服务。如果只是从中美关系视角考察特朗普或拜登或其他什么人的举措，就很可能过高估计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不自觉地把中美关系放在美国政治的核心位置。实际上，中国在美国政治中（不论是在特朗普还是在拜登的政治纲领中）至少不是最重要的事。反之亦然，美国在中国政治中也不是最重要的事。

例如，2018年10月，时任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演说。这次演说一度被国内很多声音视为“新冷战”的宣言。然而，当时我就撰文指出，这次演说在美国乏人问津，当时美国政坛乃至全社会的关注焦点是“卡瓦诺是不是强奸犯”、“怎么能让强奸犯当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事实上，“卡瓦诺是不是强奸犯”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确实比一时的对华政策重要得多。因为，在三权分立的美国政治体制下，保守派卡瓦诺获任大法官将打破自由派（民主党）和保守派（共和党）在联邦最高法院中维持了三十年的均势，大法官的终身制任期更是会让这次任命对今后数十年美国政治和意识形态产生深远影响。2022年在美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的联邦最高法院堕胎权判决、持枪权判决等重大事件，均与这次任命密不可分，而这些事件又对2022年中期选举结果造成了直接影响，并且仍将在2024年大选中成为重要议题。相反，现在彭斯却因为在2020年大选舞弊问题上与特朗普产生分歧，政治生命似乎已经终结。

第三，迷信消息。学者并非情报官，核心竞争力应当是分析问题的能力而非拥有获取消息的渠道。有意思的是，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曾有学友非常郑重并且刻意压低了声音问我：“你在美国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消息渠道？”简而言之，学术研究不能变成搞关系或者搞情报，再内幕的消息也不能代替对问题和公开材料的深入分析。二十多年前，我在复旦大学读政治学专业本科时，沈丁立教授的一句话让我铭记至今。在一场美国问题讲座上，沈丁立教授被问到他在美国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消息渠道，他的回答是：“我在美国政界、学界有很多朋友，但是我没有消息。我只靠公开资料做研究，用公开资料就能做出最好的研究。”

三、“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是当下美国内政的首要问题

《美国困局》一书将从政治学（美国内政）视角出发，研究美国“新右翼”运动的起源、诉求和行动，探讨其背后美国经济社会变迁与政治结构变化的深层原因和演变机制。我们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新右翼”运动会在美国兴起？特朗普和“新右翼”运动将给共和党、美国政治乃至美国社会带来怎样的深远改变？

本书基本分析框架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写下了这段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中国的有力应用。同样，“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也是当下美国内政和“新右翼”运动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二战后，由于生产力提高、福利改革、对外“剪刀差”等原因，西方世界一度形成了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为，以阶级分析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不再适合用于研究西方国家。然而，近年来，“新右翼”运动和“激进左翼”运动的同时兴起用确凿无疑的事实告诉我们，橄榄形社会已经是西方世界的过去式（甚至它是否真的存在过都值得怀疑）。阶层割裂的鸿沟、不同群体的尖锐对立是西方国家当下常态。因此，《美国困局》旨在重新用阶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来研究特朗普、“新右翼”运动与美国政治变迁。具体分析将从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美国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阶层、职业、族裔、地域）的利益差异、矛盾冲突与不同诉求。特朗普和拜登以及希拉里、桑德斯，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代表哪些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并由此阐释特朗普（以及桑德斯）那些看似“离经叛道”的政治主张为什么会逐渐成为美国政治主流议题。在本书分析框架中，美国社会可以分为三个阶层：大企业主大富豪、主要依靠劳动获取报酬的中产阶层（工业州的蓝领、农业州的农场主都属于这一阶层）、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福利的低收入阶层（以非洲裔、拉丁裔以及非法移民为主）。并且，在三个基本阶层之上，族裔、地域、文化、职业还会叠加更为复杂的影响。全书各章会从不同角度详细阐述。

第二，在当下美国阶层利益分歧、矛盾对立的基础上，特朗普和“新右翼”运动兴起所带来的美国政治议题变迁、政党选民联盟重组、选举模式与政治规则变化，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党际斗争以及各自党内的分歧、斗争、妥协与整合。

第三，特朗普的执政举措如何回应“新右翼”的诉求？进而，这些在短暂的四年间推出的举措又对共和党乃至美国政治产生了怎样的长期影响？与过去数十年美国政治主流不同，特朗普、拜登以及其他美国政客现在都不再想做“全民总统”，他们总是坚定地回应特定支持群体的诉求，对反对者激烈的抗议乃至行动不太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