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强舸】

一、改进的重点应是治理体系还是治理能力？

2019年10月，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今年1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无疑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也确实暴露了不足。因此，我们必然会思考如何就此事有针对性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需要注意的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不同的。目前已有思考更多是反思治理体系（通俗的说就是“体制”问题），例如有文章将湖北疫情处理不当归因于“弱地方政府”，认为习惯听中央命令的湖北缺少权力也不知道如何应对疫情。因此，要避免类似情况，中央就应该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自由裁量权。抽象归类，这是在讨论“央地关系”，提出的方案是改革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结构。

然而，这个分析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存在重大漏洞。从理论上来说，政府能力强弱有很多衡量指标，例如财政能力、掌控能力、动员能力、发展能力、强制能力等等，但与自由裁量权并无直接对应关系。

西方国家大多是地方分权治理模式，地方政府权力并不来自中央政府而是选民直接授予，所以自由裁量权非常大，例如我们就经常看到美国州政府硬怼美国总统的场面，但是不论中外学界，从未认为拥有极大自由裁量权的西方国家地方政府是强政府。不少照搬西方模式的亚非拉国家，地方政府更是弱的一塌糊涂。

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出席发布会并鞠躬致歉

从事实来看，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政府也绝不是所谓的“习惯性地接受中央指挥”。例如，近年来武汉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光谷”（高科技产业）显然不是中央指挥的结果，而是武汉自身战略选择、产业政策杀出的一条血路。

同样，前些年武汉一直处于“满城挖”状态，大规模城建既需要极强的融资能力（武汉地方债务在全国排名靠前，而中央这些年来虽然并未明令禁止地方举债，但一直强调要控制地方债务，因而武汉债务扩张本身就体现出了地方政府面对上级时的充分自主性。若论政府能力，这也比预算硬约束的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强得多），又需要在面对社会不满时有执行方略的足够定力（前些年武汉市民一直对“满城挖”颇有意见，“满城挖”造成的交通等困难也很多，但武汉政府依然坚决的推进了城市规划。这两年武汉市民反倒对当初“满城挖”正面评价越来越多）。

这些举措使得武汉成为中西部城市竞赛的领先者，这些成绩绝不是提线木偶能做出来的。我想，即使要为地方政府辩护，也不能就此反过来彻底否定地方政府这么多年的真实成绩吧。

即使在武汉封城后，虽然陆续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总体来看，面对上千万人的超大城市，武汉政府运转依然是有效的，绝对不弱。浙江、广东、四川、河南等省表现的更是可圈可点。由此可见，当下国家治理体系本身是有效的、能够应对疫情的。

但是正如四中全会指出的，治理体系有效运转有赖于治理能力，这次疫情确实反映出一些地方运转治理体系的能力存在不足，未能让体系在第一时间就发挥应有作用。疫情不等人，这一耽误就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在这次疫情应对上，需要反思的不是央地关系，甚至自废武功。如果中国不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而是地方分权甚至联邦制国家，没有全国一盘棋的统一部署，这次疫情应对特别是20日之后的应对，恐怕远不如目前表现。

就我个人经验来说，去年以来我在贵州一个县里挂职，21日、22日我们还在部署春节各项庆祝工作，干部们都处于即将过年的放松心情中（贵州22日确诊了第一例）。23日略有过渡，24日（除夕）、25日（初一）就180度大转弯，卫生系统以及全县绝大多数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都停止休假，投入防疫工作。效果也非常明显，23日就把所有在湖北上学返家的学生排查完毕，25日完成了其他务工人员的排查工作。

虽然当时还没有发现感染病例，但一向心大的我县群众的警惕性也很快提升了，22日大街上还很少看到戴口罩的，23日下午药房里就开始排队买口罩了（随后乡镇、社区、村组织了口罩分发），26日就很难看到不戴口罩的人了（24、25日我按原计划外出过年，不知道具体情况）。农村效果更为明显，以往过年农村最大最多的娱乐活动就是打麻将，24、25日还比较普遍，26日之后就很少了，即使打也是一家人凑桌，少有以前最常见的串门打了。

顺便多说一句，这两天有不少朋友知道我初二就返回挂职地后，纷纷表扬我敢担当、勤政为民。对此我实在不敢当。我之所以回来，首要原因是我原计划是去云南旅游过年，但因为疫情，大年初一景区就全部关闭了，我只好回来。而且，作为挂职干部，平常能做些贡献，但在这种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是“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回来这些天我也只是帮了些小忙，县里多数同志比我辛苦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