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反，意大利议会选举采用的就是大选区比例代表制（全国有32个众议员选区，按多名选举制选出 630名众议员，平均每个选区选出近20名众议员，不同政党按得票率在选区内分配议席）。德国则是单选区多数决制和大选区比例代表制各半的混合选举制度。因此，两国极右翼政党在国内就能够得到与其得票率大体相称的议席数。相应的，它们在欧洲议会的议席数也就不会出现与国内议会的巨大反差。

三、欧洲议会非最高权力机关特性促使选民偏爱选择激进政党

当然，即使排除选举制度差异的影响，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的得票率往往也高于其在最近国内选举中的得票率？例如反差最大的独立党，在2015年国内选举中获得了12.6%选票，但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25.6%的选票。

这意味着，有一批选民在国内选举和欧洲选举时作出了不同选择。这显然不是用极右翼崛起等因素就能解释的（特别是这次欧洲议会选举还在英国选举的前一年）。之所以有不同选择，很大程度上是欧洲议会与一国议会的性质差异导致的。

具体来说，欧洲议会主要职责是审批欧盟法律和相关政策。但是，欧盟本身并不是主权国家，需要它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并不多。并且，欧盟有约束力的政策法规大多来自于各国政府的外交谈判而非欧洲议会的立法表决。因而，欧洲议会的立法权限相当有限。相比作为一国立法机构乃至主权者的各国议会，欧洲议会虽有“议会”之名，但更像是一个清谈机构，并无太多治国职能。

选民在选择政党时一般会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政党的政治主张，二是政党的执政能力。对新兴政党来说，在变革时代，虽然它们的主张可能更符合厌倦了传统政党的选民胃口，但由于毫无执政经验和缺乏人才储备，许多选民会担心其实际能力，因而依然会从治理绩效考虑选择具有丰富执政经验的传统政党。

相反，欧洲议会的“清谈馆”性质会打消选民对新兴政党执政能力的顾虑，使得他们在选择时会更注重政党的政治主张是否符合自己诉求。并且，在对政党政治主张的考察上会有理想化、激进化倾向，而较少考虑其实践难度（例如，近三年谈判已经充分体现出了英国脱欧的现实困难，但这并不影响脱欧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反正在英国脱不脱欧、怎么脱欧等问题上，欧洲议会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不仅极右翼如此，极左翼的绿党在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崛起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因素造成的，虽然它们的很多诉求比极右翼政党更不切实际（极右翼政党议题的难度主要是在政治运作上，而绿党的很多环保诉求在科学上就缺乏可行性）。

绿党领袖与支持者狂欢（图片来源：IC photo）

四、培养掘墓人的欧洲议会

简而言之，欧洲议会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制度设计，是欧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则都以推翻欧盟为重要目标。两者看似针锋相对，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反欧盟政党近年来的迅速成长却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欧洲议会的诸项制度设计。

在选举中，它们依靠大选区比例代表制和欧洲议会的“清谈馆”性质赢得更多席位。在选举后，欧洲议会的财政补贴、政治舞台、司法豁免、党团联盟等资源都会为极右翼政党成长提供莫大助力（这些东西对主流政党意义不大，因为它们在国内议会中就已经有上述资源了）。

换言之，欧洲议会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

不过，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大胜并不意味着相应各国政局也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在这次选举后，勒庞就以国民联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法国第一党为由呼吁马克龙解散议会重新选举。英国脱欧党的议席数更是传统两大党保守党和工党的两倍多。

但是，可以断定，在下一次大选中保守党和工党依然会是英国前两大党，国民联盟依然还会大比分输给“前进运动”乃至共和联盟、社会党（其前身国民阵线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就已经高于当时的执政党社会党和主要反对党共和联盟成为法国在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在意大利，北方联盟本次大胜也很难改变当前执政联盟（“五星运动”为主，北方联盟为辅）格局。因为，作为地域性政党的北方联盟依然在南方地区缺少影响力，也就难以在下一次国内选举中获得更多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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