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自由主义西方国家把美国对于文明内涵的诠释尊为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但如果这种诠释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崩溃边缘该怎么办？

2月9日《亚洲时报》刊文《体系领袖的海妖之歌》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与政策系教授迈克尔·弗拉霍斯曾说，美国不只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体系领袖”—— “是一个文明型大国，就像古罗马、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一样。”其实，这种国家还包括中国，这是弗拉霍斯没有提到的。体系领袖是“一种与国家相关联的普世性身份认同框架”。显然这种身份认同框架今天掌握在美国手里，这对美国是非常有利的。

2月3日，英国资深情报人员阿拉斯泰尔·克鲁克在《中东的以色列：文明和形而上的战争》一文中深入探讨了这种“文明愿景”，称其“在全球范围内强制性铺展开来”是美国在响应不可阻挡的"昭昭天命”：不仅在政治层面笼罩着西方个人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外衣，而且还结合了“犹太-基督教的形而上学”。

克鲁克还注意到，冷战的胜利“极大巩固了”美国文明愿景在美国精英阶层心中的优越性，这种观点已经根深蒂固。从美国精英的视角来看，后现代的悲剧就是：以上这种情况很快将不复存在。过去三年来美国政坛的恶性内斗不但让全世界看得目瞪口呆，也加速了悲剧的上演。

记住“蒙古治下的和平”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与游牧民族领袖成吉思汗在马背上打出来的“蒙古治下的和平”相比，或许“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更像是历史里的昙花一现。

成吉思汗通过一系列攻势控制了丝绸之路，先后击溃新疆和中亚地区的西辽，征服信奉伊斯兰教的花剌子模，吞并布哈拉、撒马尔罕、巴克特利亚、呼罗珊和阿富汗。蒙古人于1241年到达维也纳郊外，一年后到达亚得里亚海。

罗马帝国鼎盛时期范围与蒙古帝国疆域对比图（图源：大英百科全书）

这个超级大国的疆域从太平洋横贯亚得里亚海的广袤土地。当时西方基督教世界受到的冲击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教皇格里高利十世渴望了解这些世界征服者的身份，以及能否让他们皈依基督教?

另一边，多亏埃及马穆鲁克王朝于1260年在阿音札鲁特战役中取得胜利，伊斯兰世界才免于被纳入“蒙古治下的和平”。

“蒙古治下的和平”是单一独立、组织清晰、决策高效、兼容并包的政权，当时正好是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马可波罗所臣服的忽必烈大汗，想比汉人更像汉人。他想证明游牧民族征服者只要定居下来，也能学会行政、贸易、文学甚至航海。

然而忽必烈终究无法阻止若干个相互竞争的汗国从大蒙古国分裂出去。这使伊斯兰教得以从中渔利。世界从此改变。100年之后，来自中国、波斯、俄罗斯和中亚的蒙古人与他们马背上的祖先已经相去甚远了。

回到年轻的21世纪，可以看到新的倡议横贯亚欧腹地，连接边缘地带，历史的主动权再次回到了中国手里。从16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不再是颠覆产业、改变世界的企业的孕育之地。

尽管有恶毒的人一厢情愿地幻想新冠病毒会让“中国世纪”——实际上是亚欧世纪——脱轨倾覆，也有狭隘的人制造滔天舆论攻势试图妖魔化新丝绸之路，但请不要忘记，现在才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无数项目都还没有启动。

预计在2021年，东南亚、印度洋、中亚、西南亚、俄罗斯和欧洲的所有陆上经济走廊和枢纽项目都将加快速度推进，与此同时，从大连到比雷埃夫斯、的里雅斯特、威尼斯、热那亚、汉堡和鹿特丹的海上丝绸之路将初现全貌，形成真正的亚欧珍珠链。

除了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的短暂远航之外，这将是中国两千年以来首次有能力在海洋和陆地两方面将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活力有机结合。近代史上，亚欧大陆轮番遭受西方和苏俄殖民。如今，它正全面迈向多极化——由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主导的一系列复杂且不断演变的力量格局。

多极化的每个参与者都应抛弃幻想，认清所谓“体系领袖”的执念:它要防止单一大国或联盟(如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团结整个亚欧大陆；确保欧洲继续臣服于美国霸权；阻止西南亚——或“大中东”地区——与亚欧大国相连；以及不择手段地防止俄罗斯和中国轻松获得海上通道和贸易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