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赶考：走向新百年的中国共产党》

【文/潘维】

一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六位新锐学者一起贡献了这本《再赶考：走向新百年的中国共产党》，记录他们在2021年对党生存条件的认识。

廉思讨论如何赢得青年，江宇阐述如何坚持群众路线，鄢一龙分析如何驾驭资本，樊鹏研究如何应对技术革命，张飞岸展示党的国内国际使命，白钢探讨党与未来新世界体系的关系。收藏此书，在2049年人民共和国百年华诞时检验这几位学者的认识，会非常有趣。

尽管无力分别评论六位作者的观点，我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前途的关切有强烈共鸣。

世事难料。昨天不足以说明今天，今天也难预言明天。苏联兴旺一时，却迅速衰败。美国过去兴旺，而今显现出难以逆转的衰落之势。借推荐这书的机会，我企图“为往圣继绝学”，换一种政治史观去理解党的现在和未来。

二

自古希腊以降，西学政治史观以每个社会内部的分际为基础，以相互进行利益博弈的上、中、下层社会集团为分析的基本单元。于是，社会进步是先进社会集团淘汰落后社会集团的结果。

对中国而言，上述西学史观非常新颖，在革命时代尤为有用。自二十世纪初引入西方史观以来，传统的中华史观渐成“绝学”。

传统中华史观讲士农工商“四民分业”，但四民一体。这种史观只分“官”与“民”，民营私，官奉公。“公”指的是“大家庭”互助的利益，是“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有老有小是为“家”。小家庭旨在育小养老。大家庭是家国，患寡、更患不均，旨在互助，育小养老的互助，即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

因此，传统中国这样理解历史：官奉公，官以民为本，则天下大治；官营私，官以官为本，则天下大乱。官以民为中心，民就以官为圆心。执政集体公心堕落，就被视为腐朽政权，就发生“革命”，由新的以民为本的执政集体取代。于是有“治乱兴衰”的循环和大一统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而今的西方政学两界普遍认为，中国“一党执政不合法”，不合西方“契约论”里的“法”。既然每个社会都分为上、中、下层的各种利益集团，不允许结社结党竞争政权，不实行大众选票支撑的政党轮替执政，即“政党政治”，就是拒绝“自由”，就是一党“威权体制”，只能靠宣扬“民族主义”和“办大事”支撑。既然没哪个政权总在“办大事”，而且办成“大事”也未必能支持政权生存，如秦隋两朝，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不合法”，必然脆弱和不可持续。

然而，从中华传统史观角度看，代表社会个别集团的利益，结党营私，才是“不合法”、不可持续。中文一般不用“合法性”而用“正当性”，因为“契约论”里的“法”源于绝对主义和单一神信仰。

20世纪早年，中国靠西学的“结党”推翻腐朽政权。但革命党无一不声称自己代表全民福祉。一旦革命成功，孙中山就明确反对“政党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拒绝实行西式“政党政治”。而今官称中国政治是“新型政党政治”。无论如何，中华的执政集体必定要代表“全民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西学意义上，如此中国共产党不是“政党”。但在中华大地上，西式竞争型政党都不是“好东西”。中华政权的正当性来自组织百姓生活互助，平衡和凝聚“大一统”的内部利益。由此，分久必合里的“合”是好的，“分”是坏的。治乱兴衰里的“治”与“兴”是百姓之福，“乱”与“衰”是百姓之灾。

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组织全国百姓育小养老的互助、大家一起过好日子，与鼓吹文化单一性和优越性的“民族主义”无关。基督教单一神信仰才自视“优越”，自认为掌握了“真理”。热衷论证“华”在文化上优于“夷”，是因为染上了西来的病毒。

组织全国百姓育小养老的互助、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同“威权”与“自由”两分无关。

西方以结社结党竞选为“政治自由”，否则就指斥为“威权政治”。如同市场机制，西式政权是用来竞拍的，分成集团的民众让出价高者得。除非与外敌作战，西式政治共同体内部总在进行制度性的集团利益博弈，争论谁更近上帝的“真理”。因此，共同体里发生的一切坏事皆可归咎于“本届人民”。

中华政治共同体是个同心圆，以执政集体为圆心，执政集体对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负“无限责任”，向来不能指责“本届人民”。商业不轨、疾病传播、乃至居民楼坍塌、着火，都会问责官员，归咎于官员不够奉公。

中华民众向往“大同”，但脚踏实地追求“小康”。中华政治共同体家国一体、目标一致，上下同心同德，就是互助过日子，携手应对大自然、携手抵抗外来侵略，过太平兴旺的日子。简单意味着包容。无论讲什么语言或信仰何方神祇，都可以加入中华互助过日子的世俗共同体。有容乃大，简单和包容成就了广土众民的三千年“大一统”。

政治共同体的规模与质量有张力。“大”有“大”的优越，能举广土众民之力办互助的大事，“开河渠、筑堤坝，河东千里成平壤”。但包容之“大”以“质量”为代价，如人均收入比较低，同心协力比较难。换言之，大一统政治共同体呈同心圆结构，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