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种情况我想说一点，北大的第一任校长严复曾在《宪法大义》中提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如果把制度当作政治结果的唯一重要原因，拒绝探究制度的社会起源和条件，就会产生制度迷信。是否迷信制度便体现出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前者认为政治体制决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演化，后者认为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政治体制的演化，两者是完全相反的因果逻辑。

如果仅通过制定制度就可以高枕无忧，复杂的问题就自动得到解决，制度岂不就相当于变成“永动机”了？

另外，制度决定论往往能够掩盖政策的失误，政策错了就归咎于制度不好。难道好的制度下就不会犯错，就不会出事吗？所以，从比较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是很重要的。

那么，治国不能仅靠死制度，应该靠什么？我认为应该靠四条：第一，出色的大政方针；第二，统一的思想路线；第三，明确的政治路线；第四，严谨的组织路线。或者更简单归纳成两条：第一，出色的思想；第二，出色的干部路线。这一点我们深有感触：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时代一直到改革开放时代，思想路线变了，组织路线也就跟着变。

政府的体制是一个权力体制，权力是对别人的支配，它基于四个要素：暴力、财富、人格、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支配别人靠什么？第一种，拿枪逼着你做你就做了，这就是暴力；第二种，拿钱收买你做你就做了，这就是财富；第三种是人格，是令人心甘情愿被支配的魅力；第四种是观念，一种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意识。

与这四种权力相对应，政府治理社会的方式也可以划分为四种。第一，执法，以暴力为基础的执法来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第二，通过代表强大社会集团的利益来稳定社会大局，谁强大代表谁，强大的肯定是多数。第三，通过领导人对社会整体的责任感来平衡利益，包括部分与整体的利益、眼下和将来的利益、变还是不变的利益等。第四，通过宣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来凝聚财富、地位相异的阶层，把社会成员的观念统一于一体。

总而言之，制度很重要，但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决定性因素。

如秦朝的郡县制，它规定各地的地方官、郡县官员皆由中央委任，不可世袭。郡县制在全国实行，理论上可以有效保障中央大一统政权，但它无法保证秦朝“至万世”。隋朝的科举制也被认为是好制度，它给了寒门子弟当官的机会，打开了跨越阶级的纵向流动通道，但是科举制也无法为隋朝“续命”。

实际上，制度的好与坏是相对的。

4. 有容乃大和以下为上

我们的制度主要包括社会组织体制、政治组织体制和经济组织体制。中华民族的体制可称为“社稷民本体制”，对应的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其中自由讲的是社会条件，民主说的是政治体制。

社会是政治的基础，首先谈一谈社会，也就是社稷。社会被称为“社稷”，是因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我们的社会组织方式是血缘社区，不是阶级组织，在一个自然村里生活的都是一家人，或者都有血亲关系，大家互助自治，这就是儒家所谓的小康社会。

社会的纽带是什么？

在西方是法律，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法律的尊崇地位。所以，法律一开始叫神圣法，然后叫自然法，也就是自然规律，暗含的意思是神定的法律与自然的规律都是不可更改的。

在中国是家庭伦理。社会跟政府是什么关系呢？是相互嵌入的关系。所谓嵌入，指的是两者之间界限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府和社会不是两分的，这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

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民本政治。

民本政治不是代表政治，并非一个政党代表一个社会的阶级或阶层。它指的是由于社会不分阶级，执政者变成了一个专业的执政集团，是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而不是作为利益集团的代表推选出来的。

在思想上，无论官民都信奉民本主义。民本就是以民为本，蕴含的意思是政府为何而存在，是为了全体百姓的福祉。同理，政府为什么会更替？因为得民心者得天心，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就是一套民本的法律系统。

最后一点，西方是政党代表制，各个阶级与代表各个阶级利益的政党相对应，各个政党之间分权制衡。中国没有那么多执政党，所以就按职能分工。

这样一套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体制，在2000多年来一脉相承，没有重大变化。例如，中国共产党强调的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实就是对民本主义的传承和超越。

当然，中华民族的“社稷民本体制”只是作为一种基本制度反复出现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在治国理政中发挥实际作用的机制是实事求是，是政绩竞争。领导都是考绩制“考”出来的，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做出成绩，从与别人的竞争中胜出，就能获得提拔。这个制度中蕴含着一种“有容乃大”的精神。

中国为何可以在思想上、组织上实现一统，化解南北差异、东西差异，进而在人口和国土面积上实现“大”？原因就在于“有容乃大”。因为包容了不同，所以可以实现广大和强大。

有容乃大同时意味着宽容，一旦遇到矛盾和分歧，我们的政治不是“数人头”，不是“砍人头”，而是“商量的政治”。商量的核心在于凝聚人心。

过去，欧洲觉得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得益于“小国寡民”，但现在也在追求自己的“大一统”——欧盟。

此外，中国基层政权的哲学叫作“以小为大，以下为上”。俗语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而老子说“上善若水”，执政者要往下走，深入群众、“接地气”，才叫“上善若水”。

中国共产党就是靠“往下走”获得了基层动员能力。中国革命主要靠什么？第一，统一战线；第二，党的建设；第三，武装斗争。

到今天，人民的美好生活是在其居住的社区里面实现的。如果党组织在社区缺位，在村里缺位，那么其他力量可能就补上去了。所以，我们不能在一个社区里丢掉治国理政的权力。

以上就是治国理政的两个关键机制：第一，有容乃大；第二，以小为大，以下为上。

5. 现代化之路

“社稷民本体制”带有中国传统的烙印且延续至今，同时，我们在借鉴外国、反复比较、不断探索中走向了现代中国。

先看欧洲的现代化过程，欧洲在过去由宗教统治，基于血缘、地域经验，依靠习惯法来治理。然后推行了市场化，有了理性，精确计算成本和收益，进而衍生出欺诈行为。为了惩罚欺诈行为就制定并执行法律，于是产生了法制。法制化、官僚制导致公务员的去人格化，促进了政治市场化、理性化，拍卖政权，出价高者得之。例如，为了争取农民的选票，张三可能承诺给农民发放养老金，李四可能承诺给农民全额医疗保险，通过市场化的选举，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西方称拍卖政权（政治市场化）为民主化。

所以，西方的现代化就是去宗教化、理性化、法制化、民主化。

而马克思认为，西方现代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剥削工人。列宁提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压迫那些被压迫民族，所以只要搞资本主义，被压迫的人就没希望。马克思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说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都联合起来，这就形成了另外一套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