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文明及其两大前提

地广人稀的乡村（country）主要由辽阔的耕地和牧场构成，农民小规模分散聚居，公共财产稀缺。城市则以先进和密集的公共基础设施聚集海量的陌生人，集中展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塑造出远较乡村先进的公共生活形态。

（一）提出标尺

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理论必须呈现因果关系。笔者从现代繁杂的城市公共生活中抽象出五个要素，是相对的、无上限的标尺，用于解释和衡量公共生活演进的先进或落后的程度。这五个要素是：人均拥有先进基础设施的程度，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程度，以及国防的强大程度。

在横向上，这组标尺适用于衡量和解释所有当代社会的先进／落后程度。在纵向上，这组标尺或许适用于“有史以来”，即不局限于“当代”。

比起种种“国际发展指标”，五大要素因果分明，要素是原因，社会进步是结果。比起各种含混的意识形态两分概念，这组原因标尺定义清晰、实用。

然而，理论还须简约，非简约难称理论。五个原因显然太多。一般而言，成熟的理论，原因数量上限是三个。苹果掉下来的原因无数，看到无数原因的是普通农民；看到若干原因的是果农；只看到一个原因，而且是意外的一个，是牛顿。

第一个要素和第五个要素并非人与人的关系，也并非公共生活本身，而是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基础设施”是公共生活存在的前提，“国防”则是公共生活的保障。这两大前提条件对论述社会进步不可或缺，却不是公共生活本身。

于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可简化为三个：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程度。

这组标尺也自成因果体系。城市意味着密集的公共财产，所以需要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因为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所以要精算公权的收益与成本；因为精算公权的收益与成本，所以需要育小、养老的社会化／均等化。

三大标尺对世界各地社会文明的先进与落后是否有较强解释力，是否可证伪？这里提出检验的三个标准。第一，能否增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给较大人口规模的群体提供较强内聚力；第二，能否对外部群体成员产生较强吸引力；第三，能否为技术和知识的创新和普及提供较优越的环境。若能同时满足上述三种要求，这组标尺就能判别社会文明的进步与落后，就能解释世界权力版图的变迁。

（二）理论创新的企图

理论无所谓正确与错误。理论分优劣，优劣在于解释力的强弱。这组标尺明显展示出替换流行理论的企图。

这组标尺没强调宗教社会的世俗化、理性化，没强调推举领导人的方式，没强调社会与政权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没强调大众对政权决策的参与，也没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法权”或“市场成熟度”，更没讨论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的“正确关系”。那些两分概念不展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不能解释世界权力地图的变迁。一旦用于解释历史和现实，那些概念就陷入“魔鬼悖论”。

社会是组织起来的群体，政权是治理社会的机构，两者貌似不同，却在定义上重叠。群体如何获得组织？政党从哪里来，政权从哪里来？不参与组织社会怎么治理社会？中国的“家国同构”又是什么？所以，没有社会就没有政权，没有政权也就没有社会。从宫殿、庙宇、广场、城池开始，政权与社会从未分开过。在现实中，政权与社会同构于公共生活；在理论上，政治学与社会学文献重叠。

保障企业家财富的“法治”环境的确重要。然而，法治存在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什么貌似传统深厚的香港法治一夜间崩溃？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不力，就不会有法治。而且，创造财富的机会还与国家的大小、强弱相关。比起欧洲和日本的“法治”（rule of law），美国更像是“律师之治”（rule of lawyers），律师价格定输赢。所以，美国能出现巨大互联网公司，而欧洲和日本迄今落后。

回顾两百年来的民权进步，经济民权进展不大，政治民权进展有限，而社会民权推动了最深刻的公共生活进步。在无形产品主导财富创造的今天，财富积累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联越来越弱，私财意识开始减弱，遗产税普遍化，核心家庭走向解体，社会渐趋共同负担育小、养老责任，迫使政策向普惠演化。而今，劳动者再生产由社会平均分担而不再由家庭各自承担，是世界各地社会主义者的共同诉求，也显然是社会进步的总趋向。较之群体内精英与平民的斗争，群体间的生存竞争才是历史演化的主要动力。西方民权的显著提升与17世纪中期以后国家间生存竞争烈度的大幅升级有关，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缔结之后。

在解释三大标尺之前，需先讨论社会文明存在的两个前提条件。

（三）公共生活存在的第一前提：人均拥有先进基础设施的数量

广袤的耕地和牧场上的农民分散聚居，小型聚居地的财富无力支撑复杂的基础设施。而且，熟人社会容易讲精神道义，不易“犯规”，难以催生复杂精致的公共生活治理体系。

什么是城市？城市意味着超常密集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之上衍生出大量公共财产，公共财产聚拢企业和事业机构，企事业机构创造海量财富。

公共生活基于公共财产，没有公共财产就谈不上公共生活。庙宇、宫殿、广场、城池，是最初的公共财产，标志着“社会文明”的诞生。社会越落后，公共财产越少；社会越进步，公共财产越多。多与少如何衡量？除了“人均”拥有量，没有更好的标准。人均基础设施的拥有量是可计量的，即可进行跨国比较。

公共财产分为公有财产和共有财产两大类别。公有财产主要是基础设施，还有下文将讨论的国防装备。公有财产之上衍生出巨量的城市共有财产，将在下文讨论。从部落到城邦，从城邦到国家，从小国到大国，基础设施聚集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从庙宇、宫殿、广场、城池，到“开驰道”的秦朝和“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罗马帝国，基础设施构筑了社会文明存在的前提条件，如长安城和罗马城。

何为基础设施？当下，基础设施指的是给排水、电力、通讯、普通和高速公路、地上和地下交通运输轨道，以及海空港口。

基础设施属于城市。全国的地面、空中、海上交通网络主要用于连接城市，特别是大都市。人口密集的城市才值得建设密集的基础设施，如百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就不值得建设昂贵的地下铁路。人烟稀少之处，基础设施稀缺是必然。

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与城市人口规模相互促进。基础设施越发达，吸引的人就越多；人越多，税基越大，基础设施就越发达。在以种植和养殖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农民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在以制造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城市化率是衡量社会形态先进性的基本指标；在以无形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城市是绝大多数国民生活的地方。此时技术异常发达，极少的人就能照看广袤的耕地和牧场，如美国农民占其总人口数的比例不及1%。城市聚拢本国大多数人，聚居着本国绝大部分精英，是先进技术和出色知识的温床、国民财富的主产地、国家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地。革命者或许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策略，但目标还是夺取城市。

人均先进基础设施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绝对正相关。城市人口越多，国家人均产值越高。从事农耕者越少，其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就越大，人均收入也越趋于与城市拉平。我国都市基础设施的先进程度震惊世界，但就全国人均水平而言依然是落后国家。若仅计算都市人均收入，我国早已跨入发达国家行列。因为城市基础设施不够发达，我国仍有很大比例的劳动者从事农耕，以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及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

始于美国，地球上出现了城市密集相连的“大都市”圈，聚居高达五千万人以上居民，约略等于欧洲主要国家的人口规模，比如大东京地区、大纽约地区、大洛杉矶地区、旧金山湾区、珠三角都市区、长三角都市区，以及建设中的京津冀都市区。大都市是当代社会文明璀璨的明珠，展示最精致的社会治理体系。古今重要的社会文明都围绕当时的超级大国而兴。大都市多属于广土众民的大国，大都市相对多的国家就是超级大国。历经水火战乱生存下来的超大城市是社会文明最突出的标志，而世界史上摧毁社会文明主要指摧毁超大城市。我国古代社会文明辉煌灿烂，因为那时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和最大的超大城市。

城市化乃至大都市侵占农地，破坏自然环境，生活质量低劣，是违背常识的三大误解。人口聚居度越高，占用的土地当然越少。上千居民住一栋数十层的高楼，不可能比村庄和中小城市占地多。留在乡下的少数人用高科技耕作大片农地，不再耕作边角丘陵山地，野生动物回归，环境当然恢复。大都市教育条件好，卫生和医疗条件更比中小城市和乡村好得多，人均寿命当然也高得多。

而今流行“大城市病”的说法。“大”本身不是“病”。拥堵才会有地铁，缺水才会有先进的水利和水处理工程，社会秩序混乱才需要纪律严明的城管执法队伍。当下，很多大城市得了“病”，但也有很多没病，至少没有公认治不了的病。得“绝症”的大城市基本都在落后国家，病因主要在于治理体系落后和治理能力低下。在东北亚以外的多数欠发达国家，大城市布满贫民窟或城中村，无给排水设施和电力供应，且警力不逮。那是乡村破产导致的城市乡村化。

2月5日，武汉市江岸区永清街道仁义社区工作人员为独居老人、困难群众等送菜上门。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基础设施从何而来？异常强大的远古部落才建设庙宇、宫殿、广场、城池，而这些基础设施并无直接的食品财富回报。从本质上讲，基础设施建设并非“企业”行为，而是“事业”行为，即非盈利的公共行为，所以基础设施带来的发展效应被称为“正外部性”。单独计算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亏损，体现国家公共精神的衰落。单独计算铁路公司的成本收益，指责其亏损，就不会有入藏铁路。涉及国防的基础设施，如修长城，是典型的无法计算收益的开支，但其“正外部性”关乎国家生存。

具有正外部性的“事业”支出是政府发钞刺激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渠道之一。越来越多的货币从哪里来？央行发放货币有两个主渠道：向商业银行放贷和买入用于弥补政府财政赤字的国债，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债。在外贸收支不平衡的情况下，向商业银行买入外汇可以是发钞的第三个渠道。就正外部性而言，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债务是发钞渠道，是政权在“投资拉动”发展。政府债务不可扩张到无力偿还的地步，这是对“事业开支”的明显约束。经济规模扩大，基础设施债务规模就相对缩减。随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早年三峡工程欠下的巨额债务就微不足道了。当人均基础设施密度趋于饱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会趋于降低，就需要提升基础设施的先进性，如以先进的通讯和交通设施取代陈旧和落后的基础设施。

建设密集而且不断更新的先进基础设施，不仅体现大国的政府能力，更与（包括精英与平民在内的）全体国民对公共生活的态度有关。“勒紧裤腰带”建设基础设施，体现公共精神的蓬勃向上。反之，国家衰落首先体现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的停滞，甚至因缺乏养护的财力而使已有的基础设施破败。社会精英带头攻击公共事业开支，标志着国家公共精神趋于萎靡。

对大型国家而言，内部凝聚力是重大问题。先进基础设施的密度属于城市建设领域，是凝聚精英与平民共同体的基石，能提升国家的向心力、内聚力，并增加外部吸引力。基础设施也显然能改善技术和知识创新与普及的环境。

密集的基础设施之上的城市是先进公共生活形态的第一前提。五千年前如此，五千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