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要把基层执法队伍管成纪律严格、能协同作战的部队。由于城市本身的复杂性，城市执法政出多门。环境部门要求饭馆厨房通气开窗，卫生部门则要求厨房全封闭。既然听谁的都不对，贿赂执法人员就成为常态，于是“规矩”成为基层执法人员外快的源泉。当亲商的“简政放权”政策成为商界最大呼声，“一放就乱”便随之而来。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但为什么发达国家的都市里没有“小鬼”？原因还是在于我国都市里有“阎王”，也在于我国执法队伍快速膨胀，雇用了大量临时城管人员去“以恶制恶”。

要想改善我国都市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要工资较高的一线执法队伍纪律严明、协同作战。他们执法活动的每分钟都必须精算成本。城市执法警队犹如一支武装部队，必须以统一的领导使之严密无缝地配合，并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绝不给“阎王”和“小鬼”生存空间。我国城市各执法部门在协同作战方面有天然优势，因为各部门都必须服从党的领导。问题在于党的领导要懂得城市管理的规律，并有为党获取民心的勇敢担当，即为人民服务的强烈责任感。

第六，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动员和组织城市居民自治的决定性作用。治理都市，主体是都市居民的自治。放在治理体系最后一环讨论，不是因其不重要，而是因其最重要。我国的社区自治不仅传统深厚，更有建政早年的辉煌成就：一夜间将大都市的社会之恶一扫而空，并持续了一代人三十年。那时的社会治理没钱，更没高科技，党员也很少，却把城市治理得很出色。为什么？因为居民区有党的出色领导，党的身边围绕着妇联、共青团、少先队里的众多群众“积极分子”。那时一个“居委会”只负责几十户人家，还有不拿一分钱政府补贴的居委会主任大妈。那是“民治、民享”、社会生活有公正的时代。那时城市管理的精髓是“走群众路线”，党领导人民自己给自己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那个时代的京城居民高度信赖党和政府。直到那个时代的末期，当北京城修建第一条高速公路，沿线村民们还自发去给工人送茶水，而不是当“钉子户”。小事办好了，大事就好办了。那个时代后来被舆论广泛诟病，因为60年代中后期管理精细到了插足居民家庭私生活。那些移民到了人人羡慕的先进美国，才发现“打孩子”会被邻居报告给警察，法庭居然会剥夺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权；还有邻居会向执法者举报自己在自家后院晾晒内衣、种植蔬菜，或未经社区全体居民签字同意就进行室内装修。

而今，都市居民们不愿再忍受互坑互害，急切要组织起来治恶，组织业主委员会。然而，古今中外，所谓公民的“自发组织”很容易被“坏人”为私利所劫持。西方人要给社会自组织（society）加定语，即“文明的”（civil），因为自发的自组织很难是“文明的组织”，很可能是“黑社会”。只有政党和教会等文明的社会组织才能领导构建文明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我国的教训也十分惨痛。当年农村依法搞“海选”，结果是“白社会”结合了“黑社会”，“灰色的”基层政权遍布我国乡村，不得已重新要求“加强党的领导”。有学者认为，城市人素质高于农村，所以城市的“自发组织”会是“文明组织”。事实是：农村比城市文明，因为利益小得多，更是熟人社会，说教、贴标语顶用。

党在基本性质上是扁平组织，其基本任务是组织动员居民，把“群众”组织为“人民”，维护人民的权力和权益，让公正和公平主导居民区的社会秩序，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让人民为自己的美好生活自己去奋斗。而今，我国有9000万共产党员，几乎每10个成年人里有1个，但我国都市居民区里却没有共产党的支部。我国不断派员去新加坡学习社区管理，让那里的官员们十分吃惊，因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社区管理效法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早年的社区管理。

公共生活的宏观大事由科层体系办，公共生活的微观小事由社区组织办，居民的私事自己办。把小事当大事，视基层组织重于科层组织，我国能迅速建立都市的社会文明秩序。有公平的社会生活，人民就心情愉快，就信任党和政府。在都市里，共产党员不分户籍，不分来自哪个省份，都应当尽党员的义务，都应团结在支部里。在每个小区甚至每栋大楼都要组成居民党支部，党支部与户籍属地无关，党员党费的大部分要交给社区党支部，用于社区公共事务。如此，在职的党员们出钱，退休的党员们出力，在社区组织业主委员会、房客委员会、旧物交换会、儿童乐园、老年联谊会、妇女联谊会、邻里聚餐会、邻里和宠物纠纷调解会、社区食堂、读书会……这一切社会组织的背后都是居民楼里的党支部，党支部的背后是居委会党总支、派出所、城管、法院……这都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这样，居民们会为与党员家庭为邻而感到幸运，而每个党员也为自己所属组织的高尚而自豪，为在邻里受到尊敬而骄傲。党和政府花大钱把社区事务“外包”给“非政府组织”，居然不知道本党就是中国最庞大的义工组织，拥有9000万不要钱还倒贴钱去“为人民服务”的党员。若800万党员脱离8200万党员，科层体系脱离400万个支部而成为空中楼阁，那就是我党的悲哀。因此，本文开头就讲解政治逻辑。

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说起来复杂，说白了也简单，就是管理楼房居民和管理平房居民的办法不一样，也即治理北京五环内的办法与治理乡村和城乡结合部的办法不一样。

治都市难还是治乡村难？我党用三十年重组乡村社会，锻炼出高素质的队伍，所以重组城市社会只用了三年。但此处的要点不是判断难易，而是指出治理方法截然不同。大都市代表“现代”。而今中华复兴大业要求“现代化”，要求把治理的重心放在城市，特别是大都市。“城市包围农村”的时代早已降临。

学者提出该做什么，智库专家论证可行性，决策者决断做不做。一旦决定做，决策者就要策划做事的顺序、时机、节奏（推进速度）。赢得棋局或牌局的目标是明确的，但输赢就在出手的顺序、时机、节奏。做不同的事要求不同的顺序、时机、节奏。因此，管理不是科学，而是门经验艺术。学者判断该做什么，却无力判断可行性，更无力给出办事的恰当顺序、时机、节奏。徐悲鸿的老师要是能取代徐悲鸿，世上就没老师这个职业了。可历史也由学者写，学者只以成败论英雄。英雄是徐悲鸿，不是徐悲鸿的老师。说这番话，因为此文论述的是治理大都市应该做什么，不会判断可行性，更不可能判断什么是恰当的顺序、时机、节奏。

（《士者弘毅》是潘维教授继《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之后的又一思想文集。书中收录了作者自2004年至今的人文类文章和一些近期的政论文。书中文章分为三类：士子弘毅的精神、文化自觉的精神、社会主义的精神。

为什么大学要培养理想主义？当代学者的使命是什么？科学工作者的国家认同有什么意义？什么是“中国学派”？什么是我国百姓能理解的社会主义？如何理解“新时代”？如何实现人民之治？怎样的发展才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什么党和政府要“以小为大、以下为上”？如何提高大城市的治理能力？

作者以深邃的思考、清新的史观、直击人心的语言风格回答上述问题，给人以强烈的思想共鸣和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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