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维】

在当前的国内经济和国际形势下，重温我国发展进步的根本目标，意义重大。

旧中国不仅有外患，更有三大内患：患腐败、患贫穷、患不均。回顾新中国的七十年，中华民族有三大现代追求：第一，廉洁的官员；第二，繁荣的经济；第三，均等化的社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即社会主义社会。这三大追求代表了我国人民对现代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根本目标。

在全球信息互联的时代，三大追求是相对的，不是相对于旧中国，而是相对于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的是“富强”，即人民如世界最富裕的人民般富裕，国家如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般强大。若官员廉洁奉公、经济繁荣昌盛、社会渐趋平等，上下同心的庞大民族自然富强至无敌于天下。

一、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即财富水平很低的时代，三大追求看似有机共生。

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传统中国不靠宗教支撑道义，政权指望“士子”读圣贤书，成为高尚、纯粹、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进身为“仕”，以身作则、教化和托起品行向下的民众。传统政权中的官员，薪俸不高，但廉洁奉公能光宗耀祖、荫子封妻，获得荣誉。政权如“庙堂”，社会才有“官本位”；民众对政权的信任，主要来自对公正廉明官员的信任。

我国有贪官历史，也有清官文化；“致良知”的心学在士、仕中代代相传。直到传统政权末期，仍有不少如于成龙、丁宝桢、左宗棠等“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的封疆大吏。他们节食俭用，不给子女留遗产，“去留肝胆两昆仑”，在族人和百姓心中永生。

腐败即“非法以公权谋私利”。共产党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区别就是各级官员廉洁。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官员普遍廉洁是因为普遍贫困，“没多少可贪的”。那判断不靠谱；贫困与贪腐密切相关才是普遍的。在同样甚至低得多的国民财富水平，国民党官员没多少可贪？而今亚非拉贫困国家里没多少可贪？国民党政权短命的主要原因是腐败，共产党靠廉洁而能取而代之。因为官员廉洁奉公，人民信任政权，上下同心，新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

微型自耕农社会塑造了中华文明里“患不均”的传统，以及宗族社区守望相助的养小、送老伦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三十年，“没多少可贪”不是因为财富少，而是因为社会均等，因为养小、送老均等。

那时，教育、医疗、养老、住房都由政权计划。那时，孩子在哪里上学都差不多，养老金、大房子、学区房、一流医院、一流学校，不是我国亿万家庭的追求和重负。那时，连工资收入也由政权计划，绝对差很小，用倍数差计算也不大，没有而今百倍、千倍的差距。换言之，官员普遍廉洁是因为社会均等，社会均等是因为“计划经济”。

微型自耕农经济还塑造了中华文明里“患寡”的传统，以及“个人自扫门前雪”的自私和散漫。计划导致过我国经济繁荣？共产党领导中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第一阶段就是计划经济。尽管远不及苏联的计划“成熟”，那短暂的均等化社会给后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官媒历数计划时代的贫困现象。贫困当然真实，但评价计划经济也该用同样逻辑，把1950年倒推四十年到1910年。那时袁世凯还没上台；那时我国处于贫困、愚昧、落后、挨打和割地赔款的境地；那时饿殍遍野、烽烟四起、做梦也想不到四十年后我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无数硬指标证明，我国1979年的经济比1949年繁荣得多，更比1929—1939年昌盛得多。1949年，我国所有重要经济社会指标都落后于印度；三十年后我国已没兴趣与印度比较。计划经济的另一重大目标是应对帝国主义欺凌，只是很多今人不记得我国缺乏强大武备的悲惨了。腐败、贫困、不均，还有被迫对外部列强卑躬屈膝，是旧政权灭亡的原因。

计划经济让国家强大、人民脱离了饥饿和愚昧、社会比较平等、官员比较廉洁。但同时，我国人民在富裕程度上与许多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人民拉大了差距，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国强而民不富是不可持续的。这个大形势让“患不均”也“患寡”的国人充满焦虑。富裕未必是社会主义，但贫穷显然撑不住社会主义。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不少官员追求些许“特权”，却并没多少“贪腐”。但毛泽东同志预见到了中国走向市场化，预见到了市场化后的贫富分化和官员腐败。他为维护计划经济而办的“大批判会”和“思想教育”没起到预期作用，只好用来自基层百姓的年青新官迅速取代旧官，主管农业、工业、政治。理论上说，基层百姓反对特权和社会分化。然而，新官缺乏行政经验和政治能力，更缺乏世界竞争的眼界，站不住脚。

邓小平同志掌政后抓住了各种因素构成的“战略机遇期”，在1979年果断放弃计划经济，毅然开启了全面市场化时代。这是个神奇的“新时代”，释放了全国百姓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而今我国人民已有坚固共识：市场、只有市场，才能创造出支撑社会主义的财富。三十年后，我们可以把“邓小平新时代”概括为中国社会主义的2.0版，区别于“毛泽东新时代”的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