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后，日本的历史也沿途都是“中国化”与“去中国化”纠结斗争的痕迹。早期的贵族们模仿隋唐搞了“大化革新”（顺带一提，“大化革新”是因为“崇拜中国”还是因为“要抵御中国威胁”，至今日本学术界与舆论界仍有争论——笔者注）。第一个攫取最高政治权力的武士平清盛把“宋”作为目标。而当日本武士们成功地抵御了元朝军队后，一种日本优于中国的“神国”自信开始成长。

不过，等到武士德川家康结束数百年的战乱时，他又引进了中国的儒家朱子学说，并改造为有利于维护武士封建等级制的意识形态，成为了德川幕府享国260年的重要思想保障。

末代将军德川庆喜（1837-1913）

等到德川幕府后期，体制僵化，不再适应时代，官方朱子学就成为了众矢之的。一方面，一部分日本儒学者宣称中国儒学早已堕落，而日本儒学才是正统。另一方面，“国学者”宣称是中国儒学导致了日本历史上的战乱与叛逆，必须回归尊奉天皇的“神国古制”，才有出路。但共同点都是：不与“中国”决裂，便没有出路。

正当思想上的“去中国”化倾向狂野生长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了，这引发了日本精英的危机感，而几年后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携战舰来到日本，要求“开国”，此时日本精英们考虑得最多的自然就是“我们不能变得和‘清国’一样”。

这个奇妙的历史时间漩涡带来的吊诡后果是，虽然和很多非西方国家一样，日本也是直接因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武力（威胁）而觉醒了近代民族主义，但和大多数国家把西方殖民者作为“民族独立”的对象不同，日本是把“中国”作为自己民族独立的对象的。

在日本的近现代民族主义中，“晚清”扮演的是反派或丑角。“不能变得和‘清国’一样”的危机感，推动日本中下层武士和部分高层联合起来，推翻奉行朱子学的幕府，“恢复”了日本神话中的天皇制，开始明治维新。

随后，日本思想界开始鼓吹“脱亚”，激进的民主运动家们把认为不符合现代化发展的传统思想和行为冠上“中国的/清国的”前缀，并主张要像西洋国家一样用侵略、瓜分的方式去处置中国，认为这才算真正的“自由”与“民主”。

再往后，狂热的“西化”思潮开始降温，但新兴的日本“国民”学者与思想家，在着手建构属于日本的历史叙述与文化自觉的过程中，又要大力排除中国文化的历史印记，为了强调日本“万世一系”的政治社会“和谐”，“中国”就被塑造为权力争斗的“动乱”载体，自然晚清也被塑造为是因为“争斗”和“私欲”而衰落，以此来突出近代日本是因为“团结”与“奉献”才成功。

而与此同时，一部分熟读汉学的“东洋学者”，致力于建构“中国文化正统在本土堕落，而吸收了中国文化的日本文化更为优越”的印象，而“清朝”在这里就被塑造为“中国文化正统衰落”的原因，从而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了“正当性”资源。

时局图

这样梳理一下，也许读者大概能体会到说日本“像晚清一样”的侮辱性了吧。就像原田泰在采访里说的，“（如果日本经济再这样下去）有可能被七国集团（G7）排除在外，‘（即使不从发达国家掉队），……也直逼发达国家最低水平。……在遥远的未来，我们可能不是发达国家了，虽然这几十年间还是会维持现状。’”

也就是说，意在“警告”，日本将像清朝一样被“踢”出“发达国家（G7）”的行列，甚至进而面对悲惨的命运——这大概也算是一种日本式的“落后就要挨打”思维吧：“发达国家‘打’不发达国家是理所当然的。”

说起来，其实除了“落后”和“僵化”之外，日本近代对“晚清”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自大”。虽然晚清统治者自大，耽误了现代化发展，的确是客观事实。不过由此把“自大”说成是中国的民族性，同时强调日本的民族性是“善于学习”与“不自大”，这算不算也是一种“自大”呢？

前面说了，原田泰是一位激进的改革派，而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朝野各项改革方案层出不穷，但除了政治上越来越右倾之外，关键的经济“改革”却始终杂乱，没有出现期待的“复兴”效果。这就是“日本”，而非“晚清”。

一个国家有起起伏伏，实在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相比空谈“民族性”，不如找准客观原因，踏实探索实践路径，才能有所改进。用“晚清”来批评今天的日本，尽管对日本人有很强的“侮辱性”，但似乎并无助于找到真正适合日本的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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