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隐瞒的不仅是非法战争的真相，还有许多其他事情。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三年后，英国发生了希尔斯堡惨案，96名利物浦球迷被踩踏致死。这是英国体育史上最严重的灾难。雪上加霜的是，事故责任被全部推卸到球迷身上。默多克旗下的《太阳报》在头版声称，球迷们对着警员小便，并扒窃遇难者的财物。直到近30年后陪审团认定这些球迷是被“非法杀害”的，案卷里的错误才正式得到纠正，为96名死者伸张了正义。然而对于那些参与1984年南约克郡罢工——即所谓“欧格里夫战役”——并受到警察“残暴对待”的矿工来说，呼吁政府展开公开调查的“欧格里夫真相与正义运动”仍未等来答复。2016年，时任英国内政部长的安伯·拉德表示将不会对此进行调查。

这哪里有什么公开和透明？

历史学家形容欧格里夫冲突“仿佛中世纪战役，包括了攻坚、战斗、驱逐、追逃等环节，是国家合法暴力的残酷例证”

同样的手段，也被用来掩盖当权的那些有恋童癖嫌疑和其他不法行为的高官。直到今年，我们才了解到，上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曾经亲自保护过一名据说“尤嗜童男”的保守党资深议员。我们不知道苏联高官如果虐童是否会遭到起诉，也许不会；但我们知道，上世纪80年代的英国的确发生过这种掩盖丑闻的行为。谁又真的相信今天的英国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呢?

法国哲学家昂利·柏格森和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将社会分为“开放型”和“封闭型”两种，但所谓的“开放”的西方社会并不如我们在外界引导下所认为的那样“开放”。这种开放性不足以让政客们坦率地承认西方外交政策直接或者间接地资助了恐怖分子，而正是这些恐怖分子把矛盾对准了西方国家的平民。西方国家对这个问题三缄其口，哪怕曼彻斯特体育场爆炸案的袭击者已被查明与在军情五处挂了号的反卡扎菲武装有关联，哪怕突尼斯海滩屠杀案的凶手就来自“被解放”的邻国利比亚——他在那里接受了“伊斯兰国”组织的训练。

西方此类禁忌话题还有太多太多，其中有些我甚至不敢在本文中提及。相比之下，诸如“通俄门”或认为反种族主义的英国工党内部“充斥着反犹主义”等不诚实或缺乏事实依据的说法，却大行其道。这些是我们能够谈论的话题，事实上，某些评论员除了这些，其他几乎什么也不谈。

最大的讽刺在于，就在我们被告知HBO的《切尔诺贝利》揭露了苏联“封闭”体制的腐败的同时，一位真正信仰开放、透明、新闻自由和政府问责制的人，却在所谓“开放”的伦敦城里顶级戒备的监狱中受苦受难，面临可能被引渡至美国并被判处175年监禁的命运。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唯一的罪行，就是想向我们展示隐藏在幕后的真相，他遭受的迫害绝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我们时有耳闻的苏联异见人士。

有人说，长期斗争会使你越来越像你的宿敌，至少越来越接近对方在你描绘之下的形象。回顾冷战，再放眼当下，这种说法似乎已经成为现实。

今天的西方国家缺乏透明度和开放性，撒谎已成为新常态，像极了当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时它们口中的苏联。

我好奇的是，西方的戈尔巴乔夫在哪里？我们迫切地需要他推出西方版的开放政策。

（观察者网李翠萍译自《今日俄罗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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