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和一般性的有机结合

改革之初，邓小平提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¹⁰他还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¹¹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得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结论。¹²

上述这些论断在涉及两种制度变迁道路之间的关系时，体现出和前人观点之间的连续性。与前人不同的是，邓小平指出，只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实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这就在更高层次上接纳了历史必然性，由此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从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和一般性、抑或偶然性和必然性这两重维度的有机结合，反映了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向第一条道路转化的客观要求。在这一转化中，中国共产党表现为促进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政治领导力量，并通过这一作用界定了自身作为具有特定含义的使命型政党的特质。通过4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地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在此还应进一步探讨如下问题：借助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何以仍须坚持社会主义？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决定的。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处于深刻矛盾之中，两次世界大战，不仅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里越陷越深，而且将中国几乎推入亡国灭种的边缘。与此同时，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在30年代实现了工业化，展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继而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是时代的必由之路。

北京工业化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还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18世纪产业革命后的崛起和发展，虽然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却从未证明自己是地球上合理而普世的制度。直至今天，依然存在着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主宰全球的格局。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提供的2017年数据（以不变价格计算），全球发达经济体以占世界13.98%的人口，在全球GDP中占据了59.36%的份额。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这种不平衡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森堡那里最先得到深入的分析，依照她的见解，发达资本主义宗主国必须仰仗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的市场，来实现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这造成了悖论：一方面，只要资本主义经济还能顺利地再生产，它就不是地球上全面流行的普世的经济制度，因为它必须吸吮外部市场的营养；另一方面，一旦资本主义将自己普世化，资本积累就会因为剩余价值实现困难而崩溃。¹³卢森堡的理论在论证上尽管还有缺陷，但她正确地触及了一点，即发达资本主义是依靠剥夺性积累，而不止是内源性积累（即单纯依靠本国生产的剩余价值进行积累）而生存的。这一点不仅在她所处的时代是真实的，今天依然如此。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在其意识形态生产上鼓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普世的经济制度，但其政治精英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这一点。这一事实从2019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中格外刺眼地表现出来。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不平等是一种结构性现象，它表明，尽管世界大多数国家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但这一制度不能自动带来繁荣和发展，从全球视野来看，它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制度。根据世界银行按PPP（购买力平价）统计的人均GDP数据，1990年全球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是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19.63倍，到2018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2.54倍。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数据，从1970年到2017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包含中国）人均GDP之比，从15下降到9.2，但如果剔除中国，该比率从10.9下降为10.8，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走出了一条落后国家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工业化的成功道路，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市场经济的内涵，建设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为缩小全球南北差距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发展了中国，而且独创性地探索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道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本文选自《中国话语：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演讲录》，孟捷、张晖明主编，重庆出版社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2.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

3.习近平：《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7—69页。

4.参见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9—50页。

5.参见列宁：《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777页。重点标记是原有的。

6.孟捷：《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从列宁晚年之问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5期。

7.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106页。

8.在革命后的著述里，列宁反复提到，在新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劳动生产率进步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见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9.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326页。

10.邓小平同志1980年四月至五月四次谈话的节录，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2.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

13.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