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当然有个巧合，因为我说到2001年，大家马上会想到这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什么年份呢？就是中国在这一年加入到WTO。也是从此以后，农民工的职业主要是在生产性行业，比如建筑业是最多的，还有很多制造业，像以前的保姆反而居于少数了。到今天，我们大概有两亿五千多万农民工，一半以上是外出农民工，他们离开了家乡，有的跑得很远，四川的或者河南的在广东、浙江打工。

我经常出差，出差会碰到这样的现象，比如如果去厦门或去杭州，最容易打交道的行业就是出租车司机。我到厦门去感觉特别有意思，厦门的司机几乎全是河南人。到杭州，好像是一半一半——我没统计，完全是个人体验——杭州的司机一半是河南人，还有一半是我们安徽人。非常有趣的现象。

2018年我们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从哪儿算起？当然一般来讲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经济学意义上最标志性的事件，是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改革，这是农民自发的改革。

今天我们来反思，包产到户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提高农产品产量？其实不是。它的真正意义是在包产到户这么一个土地制度的基础之上，农民有可能进城，成为农民工。也就是说，它帮助构造了中国的劳动市场，这是包产到户变革的最大意义。

在2001年之前，就从1995年、1996年以后到2000年这五年，在城市经历了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当时的国有企业改革，造就了城市的劳动市场，就是说我们把城镇职工的铁饭碗砸掉了。当时叫“砸三铁”，其中一“铁”是铁饭碗。在城市当中“砸三铁”，让农民工可以进城。

所以我们可以把从1995、1996年到2000年这么一个区间作为一个转折点，把中国的改革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这个之前我们有产品市场，但是我们没有劳动市场，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土地市场。土地市场什么时候出现的？也是在1999年前后。所以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做好了制度的准备，也就是在劳动市场方面和土地市场方面，我们已经做好了铺垫。

在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些农民工到中国的沿海城市、到东部来打工，他们主要在那些外资企业就业。比如说富士康是最典型的，就单个企业来讲，它是全世界用工数量最大的企业。所以以前有一种形象的描述，叫“富士康生产，沃尔玛购买”。富士康一个企业在中国大陆雇佣的农民工大概有100万，全球没有哪个资本雇佣劳动力有这么大数量。这100万人当中大概80%是农民工。

我们说农民工之所以成为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的一个前提，因为农民工的成本很低。我们当时做研究的时候，大概到2012年前后，农民工的工资是城镇职工工资的大概一半多一点点。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怎么解释工资这么便宜？这就跟农民工的特点有关。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讲，我们称他是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工。我们用的“半无产阶级化”这个词，它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半无产阶级化指的是什么呢？他有土地，这个土地包括两块，一块是他生产的，另一块是他的宅基地。但是另一方面，他愿意出卖劳动力，愿意加入城市的劳动市场。

第二个特点，他外出打工，所以他的劳动或者就业是在城市，但是他还要进行劳动力再生产。

什么叫劳动力再生产？这是我们一个经济学术语，就是你必须养老，你要有医疗，要有孩子的教育，要培养新一代劳动力。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不在城市养老，所以一个雇主如果雇佣农民工的话，这个公司不需要覆盖他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费用；如果我雇一个城里人，就不一样了，城里人要在城市买房，要在城市养老，孩子要在城市上学，所有这些费用公司都得负担。农民工不需要这些，工资就比一般的城镇职工低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