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来说，华为起诉美国政府《国防授权法》违宪，影射“政治迫害”，并不能直接为23项控诉脱罪。针对这些指控，政治因素不是很好的辩护理由，因为政治迫害与被告的核心并不直接相关。事实上，如果每个被告都用政治迫害作为挡箭牌，我们的街上会多出很多杀人犯、逃犯。针对刑事控诉案，华为反击的动机应该是作为整体形象布局的一部分，对美国政府片面的“华为威胁论”发起正面出击。这在庭审阶段，可能对陪审团的成见进行预防性改造，对案件的辩护起到间接作用。

针对华为的诉讼，美国CNBC相关评论是，纯粹法律上看不论是否符合法理，过去类似俄国企业诉讼已被法院拒绝，所以华为机会不大。华为的案例似乎踏着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的轨迹：美国认为卡巴斯基的软件可能是俄国收集情报的工具，卡巴斯基否认这些指控，然而美国国土安全部于2017年9月指示联邦机构在政府系统中剔除卡巴斯基的产品，随后美国国会也立法禁用。卡巴斯基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两个诉讼，主张禁令违宪侵权，但初级法庭驳回了这些诉讼，裁定国会法案乃是出于保护政府计算机网络免受俄罗斯入侵的正当考虑，随后上诉法院维持了这项裁决，认可禁止卡巴斯基是一种“预防性的，而不是惩罚性的”措施。

2. 制裁华为的政治决策是美国色厉内荏

整体而言，孟晚舟和华为分别高调起诉加拿大和美国政府的最大法理依据，是他们受到“政治迫害”。引渡听证里，政治动机是法官依照加拿大《引渡法》必须考量的因素之一。尽管华为在美国面临的两个刑事案件指控的核心问题分别是伊朗禁运和金融欺诈，以及盗取商业机密，“政治迫害”应该可以成为脱罪的利器。

当然从孟晚舟被抓的第一天起，特鲁多政府上上下下一直强调的就是“司法独立”，政府不得干预。甚至是当特朗普亲口对路透社表示“为了美国的利益和贸易谈判可以干预司法”以后，加拿大依旧不松口，只是谴责特朗普的口无遮拦。

但是现在貌似加拿大有点也坚持不下去了。加拿大外交部长Chrystia Freeland最近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渥太华早间节目采访时竟声称，此事件已被中国方面高度政治化，因此加拿大也不排除政治干预。原话大致是“加拿大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但这并不排除会采取政治决定。在孟晚舟案件上，有关引渡的程序上将有那么一个时刻，司法部长可能需要作出政治决定，要不要将她引渡给美国”。

5月30日周四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前往渥太华，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会面，商讨华为问题引起美加与中国的外交纠纷。

有分析指出，美国对华为的限制令使中美贸易争端扩大到科技领域。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顾问杰弗里·肖特(Jeffery Shott)说：“显然，我们现在距离达成协议比4月底的时候更遥远了，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摩擦扩大到投资领域和高科技领域。”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中国经济学者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表示，美方的一连串举动让北京相信，美中贸易争端已不再是一纸贸易协议就能解决的。他说：“中国领导层已经做出决定，认定与美方达成一份轻松协议的结点已过，而且也不再认为（对中国采取的贸易行动）只是特朗普一个人，因为很明显对中国在技术转让和投资领域的攻击是两党一致的。

美国国务院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肖特认为，在谈判后期提出新的要求和条件是各国谈判时惯用的手法，这无可厚非，但应确保最终协议不会造成重大国内政治问题。他说：“2018年姆努钦和罗斯与中国敲定的那份协议没有得到特朗普的批准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同样，我认为双方在北京拟定的协议草案包含很多明确要求中国修改法律的条款，或诸如此类。”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顾问班农2019年5月9日在挪威卑尔根出席媒体活动说，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有一秒钟的退缩，因为贸易争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 据彭博新闻社报导，班农在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接受采访时说，“特朗普必须全力以赴，这不是一场贸易战，这是中共一直在对抗西方的经济战争。”

美国副总统办公室主任肖特5月29日表态，华为可以被包括在中美贸易谈判范围，前提是华为终止和伊朗的合作。这一表态，也完全符合特朗普总体在宣布制裁华为后的相关表态，即华为可以是中美贸易谈判的一部分。《纽约时报》5月29日报道，美国一系列针对华为的禁令可以称为“新柏林围墙”，特朗普及其幕僚还想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一边是根据“西方各种价值”建立的网络，一边是根据“共产政权原则”建立的网络。本质上制裁华为，是特朗普对美国贸易谈判要求的狂热加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