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后，直至1931年“九一八”和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丝茶产业相对于中国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不仅夺取了对第三国的出口市场，而且扫荡了中国国内广大市场，以至于国内一些地区饮用洋茶成了流行风尚，一些宾馆、饭店、茶馆、火车中很难见到国产茶叶。[13]

在钢铁、汽车、电力等现代产业领域，日本更是断崖式领先中国，当时的中国甚至赶不上英属印度殖民地：1937年，中国钢产量55.6万吨，日本580万吨，日本是中国的10.4倍，英属印度殖民地也有91万吨，比中国高64%；[14]中国发电量18.64亿度，日本发电量302.45亿度，是中国的16.2倍。[15]至于汽车产量，当时的中国更是完全空白。

……

俱往矣！

今天的中日国力、产业竞争力对比，难道高市早苗及其支持者们以为还是处于甲午、“九一八”和“七七”的状态？他们需要睁开眼睛，看看这个现实的世界；从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地位变动，到体制效率和决策层眼界等方面，中日对比关系已经与甲午全面翻转：

论经济总量，1982年，中国GDP2851亿美元，日本11587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4.1倍；

2010年，中国GDP为61390亿美元，日本GDP为57591亿美元，中国GDP规模在现代史上首次超过日本；

2024年，中国GDP为187598亿美元，日本为40194亿美元，中国GDP已达日本4.7倍。[16]

论IT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发展，中国总体发展水平已经超越日本，而且差距正日益拉大，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中国与美国并驾齐驱位居全球遥遥领先第一梯队，欧洲与日本望尘莫及。计算机软盘、传真机使用更突出暴露了日本在先进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严重落伍。须知中国早已全面淘汰计算机软盘，世界最后一家软盘制造商索尼也于2011年停产软盘，但在日本，直到2022年，日本数字厅临时调查委员会调查发现当时日本政府公务体系中软盘的使用占比仍高达70%，直到2024年7月，日本政府机关才正式淘汰软盘。

在高铁、汽车等日本曾领先世界数十年的传统优势产业，中国超越的态势犹如当年日本丝茶产业超越晚清中国。须知中国高铁营运里程已经超过世界一半，速度等技术指标全面领先日本，中国汽车整车出口量也超过了日本跃居世界第一。

……

新兴产业发展滞后，传统优势产业被反超，经济总量从中国的4倍多相对萎缩到接近中国1/5，高市早苗及其支持者真以为自己能够凭借这样的国力对比单挑中国、复制甲午？

自1973年起，日本名义GDP每五年增加约100万亿日元，但自1992年突破500万亿日元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不仅如此，甲午战争时，从宏观层次的战略决策，到微观层次的执行效率，日本“完胜”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宏观战略决策已经不能与《论持久战》相比，但微观层次执行效率总体上仍然显著领先中国；而以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和本世纪初对东盟自由贸易协议为标志，中国宏观战略决策和微观执行效率开始全面超越日本：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当年中日GDP对比为9679亿美元︰44924亿美元，日本经济规模相当于中国的4.6倍，[17]但中国在投机性货币攻击狂潮下毅然决断人民币不贬值,而日本则反之，经此一役，中国已经超越日本跃居东亚区域经济稳定器。[18]

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2004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早期收获”计划投入实施；2005年7月，中国-东盟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开始实施。时至今日，东盟已经数次超过美国、欧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

日本对东盟贸易、投资曾长期远高于中国，与东盟开始磋商双边自贸协定事宜也比中国早得多；但中国领导人2000年11月才首次公开提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短短两年便签署框架协议，不到5年《货物贸易协议》就已经签署并实施；日本则直到2007年8月安倍晋三出访时才与东盟达成自贸协议，2008年4月方才正式签署；两相对照，充分体现了中日两国决策层洞察力和体制执行能力的落差。

几只唐船帆影开，

雾罗云锦烂成堆。

不知谁著新诗卷，

却载吴山楚水来。

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已有两三千年之久，即使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开始酝酿与中国兵戎相见的江户末期、明治时期，日本也不乏长谷允文（1810-1885）《长崎杂咏·其一》这样描绘对华贸易往来、抒发向往华夏文化山水之情的诗作。今天，随着中国复兴，东亚格局正在回归历史常态；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之中，日本将要作出怎样的抉择？

注释：

[1]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176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2]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176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3]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181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4]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181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5]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177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6]引自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020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7]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020-1021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8]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195-1196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9]根据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201-1202页数据计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10]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177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11]根据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206-1207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以及【英】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年》（第三版），表E1“亚洲：对外贸易总额现价”，第549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12]根据【英】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年》（第三版），表E1“亚洲：对外贸易总额现价”，第550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13]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导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第一卷），第29-32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版。

[14]根据【英】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年》（第三版），表D10“亚洲：钢产量”，第436-437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15]根据【英】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年》（第三版），表D24“亚洲：发电量”，第508-511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16]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数据计算。

[17]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数据计算。

[18]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国人民银行统计，1980-2001年间东亚各经济体GDP年增长率的变动系数，中国最低，仅有0.35；除中国、日本之外所有东亚经济体整体增长率的变动系数为0.49，如果加入中国，其变动系数降低到0.29；如果再加入日本，其变动系数又上升至0.38。——转引自【美】罗纳德·麦金农、【德】甘瑟·施纳布尔：《中国是东亚地区的稳定力量还是通缩压力之源》，《比较》第7期，中信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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