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进程中，也遭遇了一些挫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美国认为全球南方已经过时，并坚称所有国家都应进行国内改革，以适应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结构调整方案强加了金融上的去监管与财政上的紧缩政策。同时，美国利用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尤其是通过1974年《贸易法》（Trade Act）第301条的规定向各国施压，要求其取消保护性关税和补贴。

然而，全球化的发展却出乎意料。它为许多后殖民国家创造了新的财富，推动了中国的崛起，并助长了政治化的伊斯兰教等强大的跨国运动。尽管全球化也在发展中国家引发了一波民主化浪潮，但其结果并非总能让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受益。

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为全球南方国家重新打开了机遇之门。围绕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话语呼吁建立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让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更加平等地享受繁荣的果实。当然，克林顿也未能免于违反这些规范，例如他于1999年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发动北约（NATO）对科索沃的军事干预行动。1996年，《赫尔姆斯—伯顿法案》（The Helms-Burton Act）对与古巴有商业往来的外国公司进行惩罚，而实际上，从事此类业务活动在其他国家政府看来是合法的，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角度来看也是合法的。

但克林顿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强调允许全球南方国家利用国际机构为自己谋利。世界贸易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谈判有利协议的平台，包括在法律上挑战更强大经济体的能力，这有助于在国际贸易中公平竞争。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凸显了性别问题的重要性，通过动员国际社会支持性别平等倡议，向各国政府施压以更好地保障妇女权益，开启了发展中国家进步主义变革的时代。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提供了一种机制，通过该机制，发展中国家可以在实施环保政策的同时获得财政和技术支持，同时也对未能控制碳排放的发达国家进行问责。世界银行进行了改革，优先考虑减少贫困和促进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尽管存在不完善之处，但这一制度化的全球规范体系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多边机制对大国进行问责，并获取对方实质性的让步。

“9·11”袭击发生后，钟摆又急速倒向另一侧。

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坚称：“现在没有规则可言。”这一宣告开启了一个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其他地方肆无忌惮使用武力的时代，导致了全球南方数百万人直接和间接死亡。美国在秘密设施中对发展中国家的被拘留者施以酷刑。在许多西方国家，穆斯林普遍成为种族化审查的对象。

在美国支持下，沙特空袭也门荷达台后留下的废墟 资料图

“国家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这一人道主义理论基于阻止种族灭绝等罪行，允许国际社会进行军事干预，但这也为入侵和侵犯他国的主权提供了便利，比如2011年北约领导的对利比亚的袭击，该袭击似乎更多是出于战略利益的考量，而不是对民众福祉的担忧。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挑战国际法，将也门变成了无人机战争的试验场，致使一个脆弱的国家陷入混乱。这种干涉主义滋生了不稳定，引发了从非洲和中东向欧洲的大规模移民，这在2010年代的叙利亚内战期间尤为明显。

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钟摆推回了另一个方向。

这场危机给西方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暴露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支柱内部的腐朽。几十年来，西方第一次发现自己需要全球南方。二十国集团（G20）让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与传统西方大国平起平坐，取代七国集团（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论坛。

非西方国家在制定全球复苏计划方面赢得了更大的发言权，比如在协调刺激措施和金融治理改革方面，二十国集团监督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代表权的扩大，将更多新兴经济体的声音纳入其中。非盟、金砖国家、欧佩克+组织（OPEC+）以及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一系列非西方机构成为全球南方集体行动的活跃舞台。

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减缓了全球南方的进步。

在新冠疫情期间，他将世界卫生组织（WHO）边缘化，退出《巴黎协定》，无视贸易规则，在世贸组织框架之外单方面征收关税，这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国际机构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些适度的保护。没有这些保护，弱国很容易受到丛林法则的伤害。

比如2020年，特朗普宣布打算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暂时冻结美国对非洲关键项目的资助，这破坏了抗击脊髓灰质炎和疟疾的努力。特朗普对国际机构的漠视也削弱了全球南方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程度。特朗普对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非白人移民的妖魔化进一步加深了分歧，助长了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敌对情绪，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的国界。

乔·拜登（Joe Biden）上任后，情况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在贸易方面，其立场很大程度上与特朗普相似。尽管拜登起初撤回了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一些强硬立场，但在总统任期的后半段，他又开始向这些立场靠拢。拜登让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但他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制定的立法，包括《降低通货膨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也有可能成为保护主义的工具，使全球南方国家向绿色经济的转型变得更加困难。

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转向中国，这丝毫不令人意外。在短短半个世纪内，中国从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强大和繁荣的国家，这有助于它与全球南方的政府和公众对话。中国一直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融资方，以贷款和投资换取大宗商品、原材料、能源和港口准入权，从而推动自身的快速发展。从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灾难性入侵，到特朗普对国际协议和机构的蔑视，美国的一系列动作都进一步促使中国成为多边组织的主要参与者。在这些组织中，中国经常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