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至27日，一支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北京，试图以“对话”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然而，就在不久前的8月15日，高市内阁部分成员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一边是“交流”的姿态，一边是“拜鬼”的举动——日本真的准备好对话了吗？

日本右翼政客似乎总想传递一个信号：历史问题可以“搁置”，经贸合作可以“先行”。

对此，日本静冈大学原和平学讲师、731部队及细菌战问题专家森正孝向观察者网撰文，回溯了日本战后三次错失正视历史机会的曲折历程，并剖析了当前高市内阁历史修正主义的根源。

他强调：”如果没有对侵略历史的真诚反省，任何外交努力都不过是原地打转，甚至是对那些真心致力于两国关系改善的人们的践踏与侮辱。”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森正孝】

1985年8月5日，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在二战结束40周年纪念演讲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过去视而不见的人，最终也会对现在视而不见。不愿铭记非人道行为的人，很容易再次陷入同样的危险之中。”

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如果不正视历史事实，不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就注定会重蹈覆辙。这是适用于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普遍真理。

近期，有日本议员决定访华，试图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但我想指出的是，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一批日本政客，根本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如果日本不能真正正视历史，任何外交努力都不过是原地打转，甚至是对那些真心致力于两国关系改善的人们的践踏与侮辱。

当前，高市内阁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推进军备扩张，在南海挑起区域紧张，个别内阁成员甚至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这些行为的背后，正是高市首相自身历史观的直接投射。而这一局面的出现，与日本长期否定和美化亚洲侵略历史、持续推行扩张性战争政策密不可分。

不久前，有记者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在日本，我是不是一直都是少数派？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我认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熟悉日本战后历史的人都知道，日本曾经有过不止一次正视历史的宝贵机会，但遗憾的是，我们都没能真正把握住。

第一次机会，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的过程通过广播和报纸被广泛报道，日本所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诸多日军战争罪行被公之于众。这本应是让日本人意识到“自己是加害者”的绝佳契机。然而，当时的大多数日本人并未产生加害者意识，反而普遍抱有“是被军部欺骗的受害者”这一认知。

原因之一是，“坏的军部与军国主义政客，普通国民是被骗的受害者”这一逻辑，在战后社会中迅速固化。而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GHQ（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的对日占领政策。为了顺利推进占领统治，GHQ有意塑造了“国民也是军国主义受害者”的叙事，并通过处决7名甲级战犯来完成这一叙事框架。

东京审判现场（资料照片）新华社

而这一人为塑造的叙事之所以能被日本人轻易接受，又与其国民性格中的深层结构密切相关——即缺乏“自我判断并承担责任”的主体意识，习惯于将一切归咎于“被环境和上级牵着走”。这种被称为“无责任体系”的性格特质，至今仍广泛存在于日本社会，也为“军部责任论”提供了心理基础，使普通民众心安理得地认为“因为是被骗的，所以自己没责任”。

其次，当时极度艰难的经济状况也使人们无力反省。严重的通货膨胀、粮食短缺、废墟上的求生、黑市上的奔波……对当时的人们而言，“今天如何活下去”才是压倒一切的课题。

此外，当时对于战争真相的信息长期处于隔绝状态。战时，前线的残酷实况被报道管制所遮蔽；战后，GHQ的严格审查又屏蔽了大量不利于占领当局的事实与敏感信息。结果就是，战争的暴虐行为仅仅被当作“报纸上法庭新闻中的事件”，未能沉淀为每个日本人体内真实的历史记忆。在信息匮乏的背景下，“自己才是遭受了世上最惨重灾难”的主观感受，远远压过了对亚洲加害行为的客观认知。

进入1950年代，被关押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战犯获准回国，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开始公开坦白自身的战争罪行。然而，正如许多成员所回忆的那样，这一运动在当时日本社会的氛围中举步维艰。即使是在和平运动内部，“不要暴露家丑”的顾虑也根深蒂固。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东京审判并非由日本人自己来总结战争、审判战犯。大多数国民冷眼旁观，认为“战败了，战胜者对败者施以私刑报复，也是理所当然”。这一点，与德国的纽伦堡审判及其后续审判，特别是后来由德国人自己主持的“奥斯维辛审判”形成了决定性差异。

正因如此，审判所揭露的事实并未被内化为“历史的教训”，而被视作了“胜者的逻辑与指控”。而这一认知逻辑，如今正被高市等日本右翼势力最大限度地利用和放大，成为他们否定历史、煽动民族情绪的有力工具。

第二次机会——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联合声明》）之际，本应成为日本直面自身加害责任的又一次绝佳契机。当时，一部分记者和历史学者已开始从东京审判后普遍存在的“受害者意识”（即“被军部欺骗”）中挣脱出来，逐渐认识到“对中国做了坏事”这一事实。然而，在普通民众层面，这种觉醒却被骤然升起的“对中国的兴趣与亲近感”所冲淡，并未形成明确的加害者意识。

首先，田中角荣首相“添了麻烦”的发言在当年存在认识局限。

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当年为推动邦交正常化谈判而访问北京。在欢迎晚宴的致辞中，他谈及历史问题时这样说道：“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刻反省。”

然而，“添了麻烦”这一措辞立即引发了中方的强烈不满。周恩来总理严正抗议道：“造成数千万人牺牲的战争，岂能用一个‘麻烦’了结？”此事至今仍广为人知。

周恩来总理与田中角荣首相中国经济网

田中首相本人曾在战时被派往“满洲”，个人层面确实怀有对中国的赎罪意识。但由于忌惮国内右翼势力的反弹，他刻意回避了“侵略”和“谢罪”等更为直接的措辞。

最终，《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采用了如下表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该声明前言）这一曲折的过程，清晰地折射出当时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所面临的局限。

其次，侵华战争的实态在当时仍被遮蔽。

如前所述，当时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实施的组织性暴行——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伪满洲国的真实状况、731部队的罪行等——虽然已在学术界开始被逐步研究，但远未成为普通民众的常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朝日新闻》为纪念邦交恢复而策划的专题报道“中国之旅”中，记者本多胜一发表了纪实报道。这篇报道对包括我在内的当时知识分子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其影响力终究有限。总体而言，普通民众对战争的认知仍停留在“曾有过不幸的冲突”这一极为抽象的程度，远未触及具体的加害细节。

此外，如前所述，“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成员虽已开始讲述自身所犯的战争罪行，但即便在和平运动内部，也充斥着诸如“现在应通过宣扬广岛、长崎的原爆受害和空袭苦难来推动和平运动，强调日本人的过错反而是添乱”或“揭露日本人的耻辱对和平运动有害无益”等声音，导致正面直视日军暴行的努力举步维艰。

而在民间，由于“中日友好热潮”，许多人未能真正正视历史。当时的日本社会正值空前的“中日友好热潮”，最典型的象征便是“熊猫热”。报纸、电视纷纷以极大的热情报道与隔绝四分之一世纪的“邻国中国”重启交流。上野动物园迎来大熊猫“兰兰”和“康康”时所引发的狂热，正是这一氛围的生动写照。可以说，当时国民的注意力更多地被引向了“未来的友好”，而非“过去的加害”。

1978年日本外务省开展的一项关于“日本人对其他国家好感度”的调查显示，78.6%的日本人对中国抱有好感，这一比例极高。作为对照，目前日本的对华好感度已降至9%。

综观以上，我认为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时，日本社会所拥有的，与其说是明确的“加害者意识”，不如说是“给中国添了很大麻烦”这种较轻的“赎罪感”，以及对中方“放弃战争赔偿”这一宽厚姿态的感激。由于中方明确表示“普通国民无需承担责任”，日本社会便在没有深入追究加害责任的情况下，草草应付过了1972年的历史课题。而这一结果的深远影响，恰恰构成了1980年代之后教科书问题和靖国神社参拜问题频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