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的一轮考验。中国融入了世界，与世界各国竞争，与世界各国合作。换句话说，中国无路可退。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它不仅让中国人更广泛、更开放地思考，也说服了中国人在更大程度上了解世界，所以我认为这极其重要。

西方有些人反感中国近些年来的做法，也反对改革开放时代，对此我一直持怀疑态度。我完全不认可这些言论，因为中国既没有减少对外贸易规模，更没有停止贸易。相反，自2012年以来，中国与世界的融合程度日益加深。中国依然保持着积极入世的态度，并未试图退缩。我也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这一点有所改变。

我认为，西方观察家的这种想法也许是在新冠疫情后产生的。新冠疫情导致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不得不向内看，在那段时间里，所有旧的连接几乎都被切断了。无论是贸易、投资、还是旅行、会议，一切都是支离破碎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内向，因为那时的重点是应对新冠。因此，这或许给了西方批评家理由，使他们认为中国正在“偏离”改革开放的路线。我不同意上述观点，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美关系恶化，导致了某种程度的分离。不是切断，而是分离。我们稍后会谈到的重视安全是其中一个维度。实际上，美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内向。而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美国的遏制和自身安全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新元素、新重点，以及某种意义上的新方向，但是，仍然坚持了中国的根本思想路线。

观察者网：我同意你的观点。更具体的，一些批评中国的意见认为中国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不友好”。但是三中全会发布的文件，让那些批评家们大失所望。

三中全会的《决定》将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置于突出地位：一方面，持续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另一方面，也强调要继续推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保护民营企业方面，《决定》提出了要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并且要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对于外国投资者，《决定》要求有序扩大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这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信号。您如何看待这些想法和计划呢？

马丁·雅克：一些观点认为中国越来越关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并且对私营企业的重视程度和优先级较低。这种声音主要来自西方，当然在中国也存在。但说实话我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些观点。

因为现在中国的私营经济占中国GDP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在互联网等充满活力的行业领域中也存在诸如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知名公司，它们都不是国有企业。整个互联网行业大部分公司都是私营的，它们通过各式各样的网络活动，实现经济增长。

因此，诸如中国正以某种方式“抛弃”私营企业、专注做大国有企业发展的论点，实际上并不成立，因为这与实际发生的事情完全矛盾。

当然，这也是一种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批评。在我看来，“中国要回到毛时代”和所有类似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我的意思不是我们无法从毛泽东时代学到东西。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我们需要从他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中获得经验。

实际上，中国对私营部门的重要性，以及国家与私营企业之间关系的认识已更为深刻。

毕竟，在中国科技转型过程中，私营企业发挥了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华为就不是国有企业。

但是，我认为在某些事情的优先级排序上，确实存在一定问题。比如，有时国有企业在贷款等情况下享有优惠待遇和其他特权，而私营部门，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从大银行获得贷款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它们不得不另寻他法。

在我看来，三中全会明确了，中国将更加重视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一样在各自领域都非常重要，中国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存的经济制度仍然是非常适宜的。

在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拍摄的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新华社

另外，外资企业的问题可能更为复杂。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活力且极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社会，中国政府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政府, 而且中国一直处在变化之中。老实说，西方人可能很难理解中国这一点，因为西方的发展很慢，比如，在我们国家，经济变化并不显著，因此他们倾向于认为有些事情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看到三中全会的《决定》鼓励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我很开心，我认为这会在西方受到欢迎。老实说，西方对中国抱有偏见，因此无法以善意接纳来自中国的任何事物。但这份文件是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我认为中国需要鼓励外资企业增加在华投资，尽管我了解到，外资近期在这方面行动较少，这对中国经济、对西方，以及西方看待中国的态度都至关重要。

·中国共产党党的创新活力 是中国治理成功和长治久安的主要因素

观察者网：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七个聚焦”，其中一项就是要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而且提出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您看来，过去几十年里，什么因素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治理中国上取得不凡的成就？那么，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百年未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管理一个14亿人口大国，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确保长治久安？

马丁·雅克：我认为中国的治理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尤其是中国的治理能够随着形势和挑战的变化而与时俱进，这一点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被极大低估了。外界将中国描绘成僵化、教条、无法进行深刻变革的形象，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改革开放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再是将人民组织起来，在共产主义信仰下进行革命，而是要肩负起全新的使命，那就是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引擎，并探索如何实现这一转型，需要何种体制、何种价值观等诸多问题。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增长率甚至超10%。在那个时期，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有活力、富于创新的组织，这一切才有可能发生。中国仍在以惊人的速度变化，这需要持续对政府进行重大变革。因此，这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很多项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革命性的变革，我认为这是中国成功的主要因素，也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跟上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以及应对未来的挑战。

从长远来看，三中全会专注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面对未来的挑战，我认为共产党干部队伍的职业素养至关重要，这实际上是中国治理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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