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目前由中国人屈冬玉担任。他上任后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提倡由粮农组织牵头统筹，把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配对，搞一对一帮扶。

我理解总干事的良好初衷，也知道中国凭借这种方法在国内脱贫战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与处理一国内政不同，联合国毕竟不是国际社会的大家长。

具体到粮农领域，发达成员国在决定对哪些发展中国家的什么具体问题进行怎样的帮扶时，背后有很多政治考量。往小了说，它们要保留对资金使用的支配权，自主决定钱该怎么花。往大了说，这可能关系到一些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地缘政治博弈。总之，援助国不愿轻易把权力让渡给国际组织，因为二者的利益着眼点是不同的。

王丁楠：你如何看待当前的粮食安全形势和饥荒问题？

马丁‧胡波：目前全世界人口78亿，8.2亿在挨饿。还有20亿人处于隐性饥饿状态——他们有食物可吃，但一日三餐谈不上任何营养。

全球超重和肥胖情况也很严重，大概有20亿人存在这样的问题，发生率逐年上升。不良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是原因之一，但也要注意，相当一部分人肥胖是因为没钱购买有营养的食物。从这点来看，肥胖和隐性饥饿群体是有重合的。

造成饥饿的原因各地不同。在非洲和中东，广泛的冲突和不稳定导致粮食不安全。比如今年发源于东非的沙漠蝗灾，气候变化使常年干旱地区迎来大量降雨，有利于蝗虫繁衍，这固然是初始因素。但如果联合国能通过粮食计划署提供有效的早期干预，其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蝗灾对非洲乃至中东、南亚粮食生产的破坏。问题是，在灾害发源地战乱频仍的环境下，当地政府无心也无力去处理蝗灾问题。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可以提供紧急援助，却无法在交战区落实行动。而一旦错过了沙漠蝗生长初期的防控窗口，就很难遏制灾害向周边蔓延了。

联合国解决蝗灾的方案，无法在战乱地区落实（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至于亚洲，冲突和动荡同样是导致饥荒的重要原因，这在南亚和东南亚都有体现。与此同时，亚洲人口基数和密度大，对粮食稳定充足供给的要求更高。过去许多年间，国际社会对亚洲在消除饥饿方面取得的进展感到乐观，但我必须说，这些好看的数字背后主要靠的是中国一国的改善。随着中国逐步实现减贫和人居发展目标，其他亚洲人口大国，比如印度和印尼的粮食安全问题会越发凸显出来，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王丁楠：新冠疫情对全球粮食安全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后续还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马丁‧胡波：新冠疫情已经并且有可能使更多的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比如在印度，我们看到疫情期间，上千万的城市打工者被瞬间解雇，集体返乡。他们没有土地，没有工作，甚至没有固定居所，吃饭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反映的情况带有普遍性，即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将在全球范围内影响贫困人口的食物获取能力。

另一个问题，或者说隐忧，是食品价格危机。疫情爆发后，越南等国一度下达大米出口禁令，或实行加价减产。当时联合国很担心类似2008年的粮食价格飙升会在今年重演。所幸的是，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成效，新冠危机没有引发全球性粮食恐慌甚至战争。目前全球谷物供需情况稳定，相比2007-2008年，各国政府对粮食安全的应对手段更加成熟。不过，国际食品市场今明两年仍会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需密切关注，防患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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