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B位

《哪吒》系列电影，尤其是《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的影史级票房，让黑眼圈哪吒全球出圈。2024年，《黑神话：悟空》（以下简称《黑神话》）以势不可挡的宇宙级风暴拿下无数玩家，其影像叙事更让亿万非玩家如痴如醉。

这两部作品中，哪吒和悟空都以角色黑化为起点，人物弧线和故事走向，是故事新编的语法，这类故事新编发生在历朝历代，用罗兰·巴特的表述，即“任何文本都是过去引文的一个新编体（a new tissue）”[2]。

就影像作品而言，香港影片是这方面的先驱，其经典电影《青蛇》（1993年）和《大话西游》（1995年）都对内地影响深远。在这些电影中，人物属性、人物关系发生了位移。一方面，古老素材转变为对当代情势的社会批评，另一方面，天下情势经常被重新诠释为天下情势，项羽刘邦争夺天下的历史会被讲述成以虞姬为中心的故事，电影《青蛇》就变成了原本作为配角的小青如何获得情感和眼泪的故事。《哪吒》系列电影和《黑神话》也包含了类似的情感诉求，前者删掉了《封神榜》中剔肉还骨等最惊心动魄的情节，借哪吒和父母的温暖关系批评天庭更高秩序中的无情。

类似的关于天神天仙的各种故事新编，差不多占据了这些年影视剧的大半壁江山，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哪吒2》和《黑神话》一骑绝尘，在中国乃至世界创造了在可见的未来都难以匹敌的文化现象？

从影像层面而言，《哪吒2》和《黑神话》都在故事新编的基础上完美征用了这些年的黑化概念——哪吒是魔丸，悟空是黑的。就人物秩序而言，都属于暗光人物一路征战，杀入高光序列，也就是B级片最常用的语义学。

B级片的初级定义是低预算制片，但在美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不少B级片却在粗糙的速率中发育出了很多高级语法，按安德鲁·萨里斯的说法，就是“以中眉艺术为代价提升低眉艺术的经典高眉策略”，B级片也由此轻轻松松向经典发起多次强攻，[3]其结构关系类同《青蛇》中的小青和法海，小青在水中和法海比定力，最终法海阳关失守，小青一句“你输了”由此倒转关系，妖打败仙，低位拿下高位，这是故事新编的目标，也是B级片的目标。香港影片盛产故事新编，也包含了用通俗文化对标中原正统的意思，而B级片和故事新编在21世纪的合流，大量发生在动漫影像系统，也和动漫电影在影像系统中的B位相关。

整体而言，这是一次结构性的B位发动。动漫是影像中的B位，故事新编是故事中的B位，黑化人物是人物中的B位，B位上的动能合纵抗A，或者说，这是一次B位上的文化总攻。

四、解密

B位文化总攻，使用的策略和叙事就是：打开加密文化，或者，用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的概念：用“低语境”（low context）打开“高语境”（high context）。高语境的传播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很常见，因为大家能共享认识和情景因素，比如，各民族的祭祀；相反，个体主义文化比较支持在低语境下的传播，这些文化对背景知识不作特定要求，像通常情况下的哭泣就会被理解成悲伤。[4]

进入21世纪，黑化已经是全球通用的低语境概念，哪吒黑化，悟空黑化，全世界观众在开篇都能接受，因为“黑”已经是宇宙底色，黑化也近乎21世纪的本能，各类影视作品中的人物黑化，基本不用铺垫。

“黑”，在霍尔的系统中，即属于不需要什么语境的一种信息传递。不过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黑化只是通向“以黑制黑”“以暴易暴”，那就不过是通关“中语境”，全球暴力影像基本停在这个层面，韩剧风靡世界，起点是“黑”，终点也是“黑”，暴力换暴力，虽然观众能够在“大boss”被打败的刹那收获大爽，但总体而言，所有暴力片的世界观是灰暗的，因为这个世界不会好了，新暴力意味新灰暗。

《黑神话》和《哪吒2》却不同，它们用“黑化”重新打开中国革命这个被加密了的高语境文化，一种“意涵丰富而表达简约”的文化。

在结构层面，这两个影像文本更多使用的是升级打怪（“打boss”）的模式，而不是西方英雄片中常见的通关模式。打怪的缘起、过程和终点，可以直接对应毛泽东诗词：从“只缘妖雾又重来”，到“独有英雄驱虎豹”，直抵“玉宇澄清万里埃”。

《黑神话》共六回，终章标题“未竟”，也复刻了毛泽东的“未竟”：“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完美呈现中国革命的逻辑起点和诉求。

而无论是《哪吒2》还是《黑神话》，其“打boss”的过程中，他们的战术、战略都大量沿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比如，八戒会突然冒出来“敌退我扰，敌进我逃”，依托游戏攻略实践革命路线，把中国革命的基因直接刻入战术规划，属于形式解密。

《哪吒闹海》与《哪吒之魔童降世》

在叙事层面，这两个文本也大量使用了毛泽东的理论和表述。《哪吒2》中，从哪吒和敖丙共用一个身体开始，电影就开始创造人物越来越大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最初以让渡部分的个人，接受部分的别人开始，最终以集合人、妖、仙的方式掀开天元鼎，不分种族、阶层，众志成城地冲决个人主义围堵，接通毛泽东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黑神话》的图鉴系统《影神图》中，悟空和八戒有这么一段对话——

八戒：……现在啥都不用做，就有吃不完的供品。要多少花样，有多少花样。

悟空：这供品，本该给那种地收菜的人吃。我们吃了，他们就少吃一点。

类似场景，多次发生在毛泽东身上。在身边工作人员和警卫员的回忆中，毛泽东一直用这种最简约的方式，强调中国革命的初心。[5]

但实事求是地说，在今天的世界语境里，无论是重新讲述中国革命，还是让人理解革命的因果，都是有困难的，胜利者叙事范式有很大局限，主旋律影像作品也一直有自我窄化的问题，如此，《哪吒2》和《黑神话》以革命为本心内核，去接通今天的年轻人，从低语境打开是最好的选择。

黑化和“打boss”是大众意识形态里的通关语法，从“黑”从众，虽然从“黑”未来也有风险，但在一个革命被渐次告别的年代，用“黑哪吒”和“黑悟空”先解密中语境里的天庭政治，解密被神话的仙丹（《哪吒2》）和灵蕴（《黑神话》），然后接力打开高语境的中国革命，才比较有可能重新打开中国革命的阵线原理。

当然，这一次的革命方阵，也更复杂。

五、未竟

这种复杂性还包括，在今天做动漫，纯血，或者说，单纯国漫或单纯日漫已经不可能，所有的动漫公司都自觉或不自觉需要贯彻国际主义精神，今天接亚洲的活，明天做欧洲的单，杂交的风格也构成了21世纪动漫的主潮，包括哪吒的融合派打戏，有国漫、日漫、美漫等多股传统汇入，忍术里有醉拳，千手柱间里有孙悟空，奥特之光里有闪电侠，彼此交汇，六经注我。自然，这种混血也遭遇多方讨伐，网络上无数人拿1979年版《哪吒闹海》来批评2025年版《哪吒2》，就是例子。不过，如果从今天的语境和联合阵线考虑，动漫的国际歌有其完整的必要性。

《哪吒2》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刻其实不是天元鼎被掀开的刹那，而是奇形怪状、千面万种的三界生灵联合起来震动锁链的那一刻。那一刻，也是动漫公司遭遇的制作难度最大的一刻，因为这一刻的包容度史无前例，既要给所有生灵黑化的理由，也要给它们从黑化链条上突破的可能，这是一个新的联合阵线的发生。用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概念，这是形式的内容和内容的形式，彼此表情达意的一刻。[6]而在《黑神话》中，最令人激动的时刻，也不是天命人一路过关斩将，却是最后，他会不会戴上金箍的那一刻，或者说，一个“未竟”的时刻。

因为有这个“未竟”，所有的一切，就都是环节，成为魔丸是一个环节，黑化是一个环节，戴上金箍是一个环节，脱下金箍也是一个环节，一切待定，一切都可以被改写。

因为“未竟”，B级位阶上的人事，都还有无限可能性，动漫有无限可能，“黑哪吒”有可能，“黑悟空”有可能，所有的天命人，也都有可能。

因为“未竟”，妖魔鬼怪都还有联合的可能，这是中国革命的题中之义，也是世界未来的可能性原理，换言之，有“未竟”作前提的“黑”，才是当代的政治经济学。

参考文献、注释

[1]郑晓慧：《2021年轻人“金庸成分”报告：数据告诉你，金庸留下了一个怎样的江湖？》，微信公众号“DT商业观察”，https://mp.weixin.qq.com/s/k3eT6ssnG6bVKnyPeDRKnw。

[2]［法］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载《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3]Andrew Sarris, “Expressive Esoterica,” in Andrew Sarris, The American Cinema: Directors and Directions 1929-1968, Da Capo Press, 1996.

[4]Edward T. Hall, Beyond Culture, “Chapter 6: Space Speaks”& “Chapter 7: Primary Message Systems”, Garden City，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7.

[5]参见朱良才等：《井冈山上，毛委员为啥要对一根灯芯这样的小事亲自作规定》，国防部网站，http://www.mod.gov.cn/gfbw/gfjy_index/4876012.html；吴跃农：《开国领袖们的廉洁自律》，人民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20/0914/c85037-31860221.html；闫伟东、孙玉玲：《延安时期毛泽东杜绝浪费故事三则》，中国军网，http://www.81.cn/js_208592/9905886.html。

[6]参见［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现代主义文学》，苏仲乐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327-402。

（本文刊于《开放时代》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