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于5月17-18日举办。在开幕式上，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通过视频连线形式发表主旨演讲，并参与讨论了此次贸易战对全球经济的影响、AI对于金融和经济发展的作用等议题。观察者网经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授权，整理、刊载迈克尔·斯宾塞的发言。

【对话/迈克尔·斯宾塞，整理/观察者网 唐晓甫】

主持人：想先问您一个问题：中美部分关税在90天内的临时性暂停执行，我们看到这一消息提振了全球股市，并受到市场广泛欢迎。这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但也仅仅是一个开始。我认为所有人都想知道，中美贸易在90天之后，最差与最好的情况会是如何？我们的未来将去向何方？

迈克尔·斯宾塞：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美刚刚达成一个短期共识，这无疑是非常积极的进展。没有人愿意在相互伤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一协议也许将有助于推动双方进一步谈判并带来更多改变。

迈克尔·斯宾塞 图自2025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

在取消那些不合理的措施后，美方的目标或将更加聚焦于核心领域的直接投资，这或能在美国经济结构中发挥作用，助力相关行业保持甚至提升竞争力。

4月2日掀起的关税战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针对性，几乎对所有领域一并征税。这种做法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消费者信心下滑、资本支出减少，种种不利迹象已经开始显现。

事实上，美国本可在更合适的时机进行中途调整，比如通过在股市和固定收益市场（包括债券市场）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举措。据我所知，当时国债市场的流动性一度几近枯竭，若真发生流动性断裂，必将引发连锁反应，波及包括中美在内的全球金融体系，这显然是我们绝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如今，特朗普政府将谈判重点放在与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的磋商上。他们依然保持戒心，更倾向于采用双边谈判方式。虽然我并不认为美方会退出整个谈判进程，但目前这种缺乏互相尊重的双边路径难以称为良性谈判，愿事实并非如此。

此外，人们往往高估了美国的影响力。美国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5%，其中约13%的进口来自中国；反之，中国约15%的出口面向美国。这些都不是小数字——中国对美出口峰值接近5000亿美元，若彻底中断，势必给双方造成重大打击，但此数据并非凭空臆测。

从国内市场来看，美国长期以来对世界各国及各类规模的商品保持相对开放的贸易态度，始终重视与各国的贸易关系。因此，当我看到研究预测关税对各国经济增速的影响时，并不感到意外。相关研究表明：美国经济增速受冲击最大，其次依次为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最后才是欧洲。尽管这些影响不可忽视，但相比美国而言，其他地区所受冲击相对较小。

总之，贸易摩擦无疑会给全球经济带来不利后果，但美国有时会误判自身的影响力规模。在当前变局中，各方应保持审慎，一方面继续推动谈判进程，另一方面也要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

主持人：目前贸易战的缓和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迹象，您认为这次缓和会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有什么样的影响？毕竟这也是影响全球经济的重大因素。

迈克尔·斯宾塞：这同样也是一大不确定因素。美联储正在评估、研判这90天暂停期之后的局势，同时相关数据在此期间也会反复波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美国发起的关税战，已对国内价格形成明显上行压力。不少美国人预期，贸易伙伴会以对等反制作为开启双边谈判的起点——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合理且必要的回应。

与多数央行不同，美联储选择了“先观望、再行动”的策略。他们并非低估美国经济可能出现的疲软，而是将抑制通胀置于首位；与此同时，就业数据保持稳健，通胀指标仅亮起“黄灯”警示。因此，美联储表态将继续观望，待形势更明朗后再作出政策调整。

我更愿意相信，谈判极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如果协商顺利，关税带来的成本扰动将得到缓解，经济增长的损失也能逐步弥补。届时，美联储就能全面响应宏观环境的变化。事实上，业界早已感受到危机即将到来的压力。

关税战缓和后，中国对美海运暴涨

尽管如此，目前仍难对最终结果下定论。我们期待通过进一步磋商，使商业活动长期回归相对正常的水平；届时，美联储亦可恢复常规货币政策操作，更专注于维护经济健康并有效控制通胀。如同新冠疫情期间所见，无论是关税冲击还是能源价格飙升，单次的价格上涨并不必然演变为持久通胀；但若消费信心持续下滑、旅游等服务业大幅萎缩，整体需求也会随之走弱。

因此，关税战带来的另一层不确定性在于：关税及其连锁冲击对供给与需求两端的影响究竟有多大？需求端能否保持足够活力以抵消通胀压力？各方是否还存在进一步调整的空间？这些问题，仍待观察与应对。

主持人：那您觉得目前谈判对于整个全球贸易体系有什么影响，从多边和双边的角度，您觉得未来贸易体系会发生什么变化？

迈克尔·斯宾塞：当前美国政府的立场也十分明朗：他们先后退出了世卫组织，并基本脱离了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标志着一个整体性方向的转变。基于此，我认为未来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局面：

第一种情形：各国各自为政，重蹈《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覆辙。这种极端的保护主义路径会带来严重的经济灾难，但因为各方深知其破坏性，实际上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二种情形：中美两国各自组建影响力体系。这种“二元对立”模式也较难成立。新兴市场国家普遍不愿被迫选边，它们既希望维持与中国在经济、科技与贸易领域的密切合作，也希望继续与欧美在安全与商业方面保持深度联系，因此这一格局并不具备持续的现实基础。

第三种情形（我最为看好）：欧洲、中国及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将共同支持一个相对合理且可行的多边体系。关键在于，如何让美国重回这一进程，并在某个节点上调整政策重返多边架构。即便美国长期缺席，凭借欧洲、中国和其他大国的体量、实力与共同利益，这一合作框架仍具备自我维系的根基。

回顾二三十年前，全球舞台上的主导力量主要集中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尚处于起步阶段。如今，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已经显著提升。尽管未来的实践过程复杂多变，甚至会出现短期混乱，但经历疫情冲击、大规模供应链调整与地缘政治紧张后，世界经济已进入快速结构性转型期。各国都在以不同方式应对这一挑战，也因此承担起新的任务与责任。

任何试图在既有体系之外，复制出一个更为复杂且同质的新架构的努力，最终都难以奏效。因此，我并不认为会出现“意外惊喜”式的平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