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之所以担心社会保障体系，是因为当它走到极端时会产生负面的刺激。一个平衡的观点是：社会对每个人负有责任，社会资源应该为个人提供一系列机会从而提高他的生产力；同时，每个人身上也有责任，必须把这些责任具体化，单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是无意义的。

总而言之，我不认为有完美的解决收入不平等的方案，但是有很多处理方法，比如在不影响就业的情况下对富人征税。贫富差距在全世界都十分严重，包括美国。现在必须重新定义社会规则才能改变这一点，但我们未必能做到，因为在我们的政治体系里，金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富人阶级是不会赞成重新分配财富的。

而无法重新分配财富的代价将是经济、政治和社会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随后会出现僵局，治理结构不稳定，政策选择的余地不多，失去长远的眼光是致命的。

所以我们应该遵循一个更广泛的原则：如果想要以合作的方式解决一些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价值观和文化，通过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的努力找到一种方法，使增长模式符合“包容性”的定义，能让人们对不平等的接受程度达到广义范围内的共识。

见闻特约记者胡刚：也就是说，您认为即使一些国家之间会因此而产生冲突，我们也必须改变增长模式和分配模式？

Spence：是的，人们现在怀疑存在某种资本主义危机，亚洲正在进行一场关于所谓的西方模式是否会崩溃的讨论，这很合理，但我的观点是，我们也许应该换个方向思考，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也不会是市场和私人部门财产之间的运作关系。

私人投资从来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总是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政府来公开对价值作出评估。

资本主义本身是两个体系的结合，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前进的方向，需要有能力、有想法、有创造力的人才。

喊话马云：我们真的足够理解经济数字化吗？

见闻特约记者胡刚：中国向前发展还会面临很多挑战，如果让您来选一些想和中国的学者共同探讨的问题，您认为什么话题最令您感兴趣？

Spence：第一，我想和中国的朋友们谈谈平衡的问题。中国的定位和一些西方国家是不同的。中国的政府仍然拥有巨大的资产负债表，集中持有企业部门的一部分控制权，同时，中国政府也在进行混合所有制的试验。所以我想知道中国将如何在这两者间达到平衡：一方面拥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凝聚力和控制力，以防止私人市场利用信息缺口中的漏洞，另一方面又能充分发挥企业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中国政策制定的特点是非常擅于进行中期修正，所谓的“擅于”并不意味着每次制定政策都是正确的，而指的是可以在错过预期的目标后将政策移回正确的方向。我认为探寻这种平衡是一个真正的挑战，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美国可能也需要开始运用这种框架。

我所好奇的另一个问题是，马云在杭州创办了一个研究院，致力于推动经济数字化的研究。我想知道，我们真的能够理解经济数字化吗？机会在哪里？挑战又是什么？研究这个是很正确的，我们现在的所有经济活动几乎都建立在数字化平台的基础之上，中国在社交媒体、互联网产业、移动支付和互联网金融等方面的经验非常重要，也非常值得拿出来和全世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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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平台有着神奇的、包容性的生产增长模式，比如说，把那些似乎永远不会开一家像样店铺的人们以零售商的身份带入到经济中来。有了这样一家店，就有了更多的可能——南方的一个小镇成为了中国家具制造中心——这样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轶事，就是数字技术促进包容性增长的一个很好体现。

我想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这些经验和教训该如何应用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大多不像中国这么庞大、技术先进、拥有高速的互联网，有的国家可能也没有移动支付系统，通过短信等方式来进行支付，他们更不会从中发展得到人工智能。

所以，中国是否需要云计算系统？是否知道在某一阶段需要多大的容量？以非洲为例，是否可以建立一种公用系统，从而解决一些各个国家自身缺少足够财力去处理的问题？这些也是我想知道的。

*本文作者华尔街见闻路琰、高姝睿，依据访谈内容编纂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