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外围”国家都在致力于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这些国家大多数在 20 世纪中叶才摆脱殖民统治，成为主权国家。其工业基础都相当薄弱，经济结构单一，人均收入也不高。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国家往往面临复杂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家安全问题等。其新闻事业往往处于粗放式发展的状态，资金与人手非常有限，同时缺乏信息发布的基础设施和相关技术。新闻机构往往只能从西方媒体中摘编国际报道填充版面。在信息技术上，它们完全依附于西方国家。尤其是广大普通受众，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和迷信。

这些“外围”国家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对中心国家采取跟随政策、亦步亦趋的国家，比如印度、南非、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以及大量中小型国家。这些国家的特点是采取亲西方政策。作为帝国主义在区域政治中的重要“盟友”，它们在不自觉中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捍卫者与追随者。以马来西亚的主流报刊为例 [ 包括《星洲日报》《新海峡时报》《每日新闻》（Berita Harian）和《星报》（The Star）]，它们的国际新闻多采用美联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彭博社等西方通讯社的新闻源，偶尔有新闻来自本国通讯社马新社，但比重非常低。它们已经成为依附体系的一部分，甘于处于外围状态。

第二类是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采取自主的新闻策略的国家。这类国家由于具备一定的综合国力而拒绝处于依附地位，对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保持警惕态度。中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土耳其以及俄乌冲突发生之前的俄罗斯等就属于这一序列，这些国家都属于全球性或区域性大国，与西方保持一定的距离，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对抗的一面。

第三类是与美国或西方关系不佳，在媒体上进行互相攻击的国家。这些国家包括古巴、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如今还有俄乌冲突发生之后的俄罗斯。西方媒体对这些国家及领导人进行丑化报道，将他们塑造成“暴君”，不断打压其政权的合法性，从而挤压它们的国际政治空间，为美西方的经济制裁创造舆论氛围。“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但当新闻遇上国际关系、国家利益、价值观冲突时，新闻的真实性也许应该为此让道。”

信息依附的复合结构与深层内涵

当下国际传播格局的信息依附体系存在三个不同的维度：资本维度、认知维度和政治维度。资本维度是可见性最强的部分，掌握资金优势的中心国家控制外围国家的产业体系，也包括其媒体产业。认知维度是比较隐蔽的部分，但也体现了信息依附论中的深层逻辑，即通过控制外围国家人民的认知，巩固亲西方领导人的政治合法性，从而强化“中心-外围”的依附。而政治维度则是信息依附的最终目标，一方面西方媒体从业者深度介入所在国政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扶持外围国家的精英集团成为买办阶层及代言人，以实现深度操控。

西方媒体呈现出明显的资本逻辑。一家拥有大量记者的西方新闻机构也是一家“跨国公司”，与其他形式的跨国公司一样，是一个具有支配性力量的国际行为体，它的“产品”（国际报道）对构建某一国家的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西方的媒体集团大多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奉行资本逻辑，并且在信息市场中寻找获利的机会。西方媒体的股东往往是涉及政治较深的利益集团，通过操控国际议题来影响股票、石油、期货市场，以追逐最大利润。

那些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垄断财团，往往会把媒体的所有权和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媒体来控制舆论，通过舆论再影响政府，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当今的传媒公司更接近于约瑟夫·熊彼特所称的高垄断阶段里的合作式竞争者，而不像大多数经济理论里所描述的那种自相残杀的激烈竞争的传统式竞争者。这些大公司的首脑们都相互直呼其名，而且定期举行对话。即使那些彼此不太友好的公司，像默多克公司和时代华纳公司也明白，它们为了更大的利益，彼此必须合作。”这样一来，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根本无法摆脱资本、政党和政治的干预和影响。更深层的原因是，所有的一级和二级传媒公司都是通过它们信赖的几家投资银行（如摩根银行和高曼银行）相互连接在一起的，这些银行操纵了大多数传媒公司的合并行为。这些有意识的合并行为并不仅仅影响经济活动，还使得传媒公司成为国家、地区乃至世界事务中强有力的政治说客。

外围国家的媒体不仅难以产生世界性影响，还深受中心国家的资本影响。外围国家的大型媒体集团或者互联网公司往往受到来自中心国家的资本的影响。比如，乌克兰的著名电视台1+1 频道就掌握在乌克兰巨富、犹太裔的伊戈尔·科洛莫伊斯基（Ihor Kolomoyskyi）手中。他曾经流亡以色列，其大量资金来自华尔街资本的“捐赠”。作为乌克兰人，科洛莫伊斯基一直与以色列的犹太财团保持紧密联系，并从中获得大量资金与政治资源。从 2015 年起，他斥巨资打造了乌克兰火爆电视剧《人民公仆》，并捧红了在剧中主演总统的演员泽连斯基。随后，泽连斯基在科洛莫伊斯基的资助下参加乌克兰大选，一举成为真的总统。泽连斯基上台后，科洛莫伊斯基成为幕后老板，乌克兰的外交政策随即倒向西方一边。跨国资本永不眠，它们通过寻找外围国家的代理人，深入操控外围国家的市场化媒体，并将其打造为政治宣传的重要阵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推特截图。（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传播机制遵循资本逻辑，资本可以为某些特定目标打造优质内容，也可以搭建平台、购买流量、增加曝光率及进行议程设置。而缺乏资本支撑的内容则难以实现大规模传播，尤其是无法进行跨国传播。资本已经渗透了全球传播行业的方方面面，它们营造出一个虚假的政治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允许商业占主导的机制顺利运行。这种统治一旦建立起来，全球传媒体系在政治上就会变得保守起来，因为大传媒公司是现在社会结构的最大受益者，任何在财产分配和社会关系上的改变，都不符合它们的利益。

引导外围国家受众的认知，是当下信息依附体系的功能所在。在资本的簇拥之下，西方媒体连同所在国媒体进行新自由主义观念的推广。新自由主义是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自 1980年代起占据主流的一系列价值观的总和，包括政治上的选票机制、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以及文化上的全球化等。在后冷战时代，美国政府为了在国际上推行新自由主义，将其具体政策化为“华盛顿共识”，并作为改革范本在全球推广。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全球化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宣传的产物，正像“野火”一样在全世界蔓延，势不可挡地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西方媒体不断强调“自由世界”的价值观，目标是改变外围国家的认知层面，将非西方文明驯化为西方文明的追随者，也就是外围的服从者。可是，非西方文明的追随者不可能真正地成为西方，就如同外围不可能真正跻身于中心一样。在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流通体系下，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扩张，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