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最新新冠疫情图，截自霍布斯金大学网站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面对欧洲当前严峻的疫情，您用了“灾难性的失败”来形容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对于疫情的应对，在您看来，为什么说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导致今天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马丁雅克：首先，这场新冠疫情是在世界范围内对所有国家的一次巨大考验，它考验着每一个政府和社会的能力。很明显，有一些国家表现得非常优异，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而对于西方世界，情况恰恰相反。

2020年3月的时候，当新冠疫情席卷欧洲，各国切实感受到了威胁，于是纷纷采取封闭措施，虽然这种“封城”并非100%的隔离，但也算是尽可能地采取了封闭措施。然后这些措施就松懈了，在大多数国家，夏天过去后，新冠病毒卷土重来，一步步恶化到现在这样子，许多欧洲国家又开始积极推行封闭措施。一切又回到了起点，哦不，一切比最初的情况，也就是去年三月份更加糟糕了。

是什么让西方变成了如今这种糟糕的局面呢？我认为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是政府的治理能力，第二是文化因素。

我们先说政府的问题，以我的国家英国为例，英国对于新冠病毒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做好准备。它没有从中国那里学到任何先进经验，而是始终对病毒毫无防备，没有防护设备，没有检测设施，永远犹豫不决，永远措施滞后，直到最后一刻，永远不清楚要做哪些事，要往哪里走。

这一切的核心问题是，他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优先的选项：第一，缺乏一个消灭病毒的清晰的战略目标。第二，人们在拯救生命和拯救经济之间犹豫不决——是想办法消灭病毒还是想办法适应病毒。拯救人民的生命和保住我们的经济，孰轻孰重？我认为目前为止，以我个人的观察在整个西方世界这个问题都没有被搞清楚。

事到如今，我认为孰轻孰重不言自明，中国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拯救人民的生命是最优先的，做不到这一点，经济也就没法保全。核心的选项当然应该是消灭病毒、拯救生命。现实是，人们对于新冠病毒感到恐惧，如果你去做一个民意调查，绝大多数老百姓会说当然应该以救人为重，但现实是，无论是西方各国的政府，还是这些国家的统治阶层都没有用实际行动回应人民的诉求。

不仅如此，大量的不满来自于人们认为政府针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政府在滥用权力，干涉公民的自由。而恰恰是各国的政府，缺少明确的领导，于是导致了某种“悠悠球效应”：封城——解除封城——情况恶化——再次采取行动——收紧政策但是还不能控制——情况进一步恶化……如今，自从欧洲发现新冠病毒十个月之后，我们怎么样了？我们的境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糕，疫情在西方失控了。

这种局面是不可避免的吗？显然不是，我们看到了东亚、看到了中国的情况，这一切本可以避免，我们的政府和社会本可以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应对这场疫情。

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诚然，新冠疫情的爆发是非常偶然的事件，正如战争的爆发也是非常偶然的，但这些偶然的事件正是对一个社会、一个政府、一种文化的巨大考验。在我看来，就西方而言，我们彻底地失败了。

当地时间2020年12月31日晚，英国伦敦，跨年夜的伦敦街头。人民视觉 资料图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西方国家应对疫情不力，也没有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您认为是什么导致了他们对于别国的成功案例视而不见呢？

马丁雅克：不仅是中国，还有像韩国这样的东亚国家，他们对新冠疫情有非常清晰的认识，知道什么是需要做的，他们知道核心目标是消灭病毒。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服务于这一核心目标。而西方国家呢？

在目前这个阶段，新冠疫情席卷欧洲，但整个西方社会已然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学习东方的先进经验。不仅是没有尝试向东方学习，而是甚至对东方发生了什么丝毫不好奇。这就是为什么我用了“开放”和“闭塞”这对概念，如果你是“开放”的，那么你就应该懂得向别人学习，就得有所谓“国际视野”。然而他们永远把自己视为领导者，别人都应该向他们学习，但是他们完全不需要向别人学习。这正是目前西方世界悲剧现状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