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绝非将此情状“理想化”。只要依托雇佣劳动的私人生产依然存在——而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便不可能彻底根除奢侈消费与不平等，因为这本就是私人雇佣劳动的必然结果。但此类现象完全可控，共同富裕政策就是为了确保这一点。

3.3 靠压低利润占比去提高工资占比，是“原始主义”

因此，将捍卫工薪阶层利益等同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追求尽可能高的工资占比、进而压低利润占比，实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原始主义”，且注定适得其反。

基于前述逻辑，此举必将导致消费与收入增速的双重放缓。就生活水而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在于以可持续的方式最大限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同样基于上述机理，这一目标内在地要求保持较高的投资率与合理的利润占比。片面追逐工资占比的上限，非但无助于民生改善，反而会拖累生活水平的提升速度。这绝非维护工薪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举，而必须坚持从工薪阶层和广大人民的整体立场出发，方能得出正确的政策结论。

这一问题，恰与部分媒体混淆“消费占经济比重”与“消费增长率”的谬误如出一辙。正如理论推演与事实所共同证实的：提升消费占GDP比重，实则会导致消费增速放缓，进而减缓生活水平增速——相关详实数据及所涉理论经济学问题，详见《误读提振消费策略，对中国应对美国发展竞争非常不利》。据此，旨在压低社会主义社会利润占比的政策，终将减缓生活水平增速。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工薪阶层与使用雇佣劳动的私人生产者之间达成某种“妥协”的阶段。这种妥协具有客观必要性：因为近乎全盘国有化的经济模式（如1929年后的苏联或1978年改革前的中国）既有悖于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且实践业已证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比，此类体制的相对效率偏低。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此类“妥协”的尝试皆处于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掌控之下，因此每当触及资本的根本利益时，便会转而用以制衡甚至压制工薪阶层。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确切而言是在中国——这种妥协发生于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底之上，其政治权力由社会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来行使。

因此，作为工薪阶层的坚定捍卫者、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笔者毫不犹豫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确存有必要将提高利润（含私人利润）占经济比重设为目标的情形。而这，恰恰有助于巩固工薪阶层与全社会的根本利益。

利润水平过低，为何未引起关注？

在特定时间点是否需要提高利润占经济比重，无法由理论推导单方面决定，而只能基于对具体实情的实证研究来研判。关于中国经济当下的关键事实，已于前文逐一列明。概言之，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乃至新冠疫情期间的短期冲击下，利润占中国经济比重一直在下降。可以预见，这将对经济及工薪阶层的根本利益产生如下负面后果——且所有这些后果皆已显现：

• 可以预见，利润占比下降将减缓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速——这已发生。

• 可以预见，经济增速将随投资增速下降而放缓——这已发生。

• 可以预见，消费增速将随GDP增速下降而放缓——这已发生。

• 可以预见，盈利率降低将导致债务上升——这已发生。

鉴于上述明晰的事实，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随之浮现：为何这些问题的内在关联，竟未成为部分中国媒体探讨的核心？答案在于，其注意力被导向了另一议题——消费；然而2026年上半年的数据已清楚地表明，消费并非当下的关键症结。

事实证明，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下降——而非消费下降（未发生）——才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首要挑战。而这种投资下降与利润占经济比重下降有关。

总结：核心关键在于提高利润占比，而非消费占比

习近平强调：“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5】

关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个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在总体内部具有差别。生产起决定性作用，它既支配着生产本身，也支配着其它要素，经济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是不能支配作用的东西……生产（模式）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模式）。”【6 】

尽管如此，部分媒体仍秉持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宣称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消费，而非生产。

若开篇即申明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经济学之基石展开论述，前文本可大幅精简。但是，鉴于“消费是经济的基础”这一反马克思主义论调，在部分中国媒体中屡见不鲜——其深受西方“庸俗”经济学的影响——故而有必要详细分析，阐明为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及生产条件。

例如，消费需求增长并不会自动引致产出提升；能否增产以回应需求扩张，终究取决于生产端的实际境况，取决于扩大生产是否有利可图。

然而，无论遵循何种路径切入此议题——或为求明晰、节省篇幅而直溯马克思的理论本源，或经由铺陈事实、厘清理论迷思的迂回之路——其结论并无二致。利润水平与消费变动之于经济的后果，亦是同一逻辑。

• 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必然意味着投资占GDP比重下降，进而减缓经济增速和消费增速，最终减缓生活水平增速。若此番消费占比的抬升是以利润占比的下降来支撑的，则必然意味着利润占比的走低。

• 利润占比的这种下降，将引发本文所剖析的一系列后果——投资增速放缓，进而拖累GDP增速，继而导致消费增速回落与生活水平提升步伐减缓。在资本主义社会，利润占比上升并不必然引致投资增加，因为新增利润可能仅被耗用于奢侈消费——过去四十年美国的实际境况正是如此。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诸如中国这般拥有强大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并能成功践行共同富裕政策的国度，则具备相应机制，足以确保利润增量转化为投资增长，进而推动GDP与消费双增，并最终提速生活水平的改善。

本文聚焦于厘清中国经济中的利润现状，并阐释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之所以如此，正如上文所示，中国部分经济讨论始终聚焦于另一议题，而该议题并非当前经济的核心短板。其笔墨多耗于消费讨论，更甚者，其所主张的“提高消费占GDP比重”的建议，实则会减缓消费增速，进而减缓生活水平增速。然而，2026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已然表明：当前经济最为薄弱、因而也需在扩大内需中重点着力的环节，恰是投资与利润。

消费增长放缓，是GDP增长放缓的必然后果——而GDP增长放缓又源于投资增速下降，后者本身则与利润占比下降直接相关。但是，若盈利水平低迷，即便消费需求有所扩张，也难以带动生产显著提升，甚至全然无效。因此，当前经济亟待解决的核心关键，在于提高利润占比，而非消费占比。

厘清关键问题，自然并不意味着已解决需应对的所有实际问题。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至关重要，这既源于长期战略考量，也是提振经济的重要短期手段。

笔者认为，此举尚需配套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的举措，以增强政策在经济体系内的传导效能。短期内，可通过降低企业税负等手段提升工业盈利水平——这是一种着眼于生产而非消费的财政刺激。若重点聚焦激励投资，便可对投资实施定向扶持。通过降息，可将利润从金融部门向生产部门引导。

但从长远来看，唯有着力提高利润占经济比重，方能实现盈利水平的实质性跃升。而这一过程必须循序渐进，切忌骤然突进——否则，GDP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消费增速长期红利，将被短期内工资占比下滑所抵消，而我们的社会目标，本是实现居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

因此，在长期下降之后，2026年前几个月利润出现的回升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若此态势得以延续，上述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但在当前形势下，仍需确立一项明确的政策导向，致力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提高利润占经济比重。

从理论上讲，这意味着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以此破除西方“庸俗”经济学所造成的种种迷思。

中国的经济政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十四五”期间，它成为有史以来首个跻身全球技术引领者之列的发展中国家；“十五五”期间，中国技术领先的领域将得到进一步巩固。中国完全有可能实现今年设定的增长目标。厘清消费、投资、利润与生活水平的作用，及其在技术升级中的角色，并准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关键症结，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注释：

1，见罗伯特·索洛1987年所著的《我们最好谨慎从事》：http://digamo.free.fr/solow87.pdf

2，见戴尔·乔根森等人2003年所著的《美国经济复苏对加拿大的启示》：https://www.csls.ca/ipm/6/jorgensonetal-e.pdf

3，见中国国务院网站2019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https://english.www.gov.cn/archive/lawsregulations/201911/20/content_WS5ed8856ec6d0b3f0e9499913.html

4，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网站2018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章程》：https://www.idcpc.org.cn/english2023/tjzl/cpcjj/PartyConstitution/

5，见习近平2015年1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6，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9卷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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